杨继绳：对曹天予《武汉会议印象》的印象
由于曹天予教授几次电话和电邮邀请我参加武汉会议，会后第三天，当我看到《所谓“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被当场戳穿！——孙经先教授和杨继绳先生就“饿死三千万”问题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直接对话》一文后，请曹教授就这一报道发表看法。他可能有难处，迟迟不表态。直到8月3日，终于在网上发出了《武汉会议印象》，这算是他的一个表态吧。
对他这个表态我本来不想置评，但因会议组织者贺雪峰教授认为“曹天予先生写的《武汉会议印象》比较贴近会议实际情况。”并在“mobile.38365365.com网”（
曹天予先生在“印象”中对孙经先、巩献田的散布的“所谓‘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被当场戳穿”这一谎言没有提出否定性意见（他是当事人，如果尊重事实，应该提出否定意见），但是，他在“印象”中已经显示，会上根本不存在“所谓‘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被当场戳穿”这一事情。贺雪峰认为曹天予的“印象”“比较贴近会议实际情况”，可能是就是指这一点。两位教授能够面对事实，我深感欣慰。
不过，作为参加这个会议的当事人，我认为曹天予的“印象”是偏颇的。读者最关心的是与会者的发言，而曹先生介绍我和孙经先的发言是却是厚此薄彼。
一、在介绍我的发言时，隐去了我发言中最重要的部分。
孙经先先生这几年发表文章的关键内容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59-1961年人口数字大量减少，不是饿死的，而是户籍迁移的影响（在迁移过程中虚报、漏报户口）。我发言中从三个方面论证孙经先这个论断不成立。1，用孙先生的数学公式和孙先生的假设条件，用中国人口数据形成的实践，经过简单的演算，推翻了他的“人口非正常变化与死亡漏报无关，只剩下户籍迁移的影响”的结论。2，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和公安局对这一条例的执行情况，论证虚报、漏报数千万人口是不可能的。3，用当年粮、油供应和户籍捆在一起的历史事实，证明虚报、漏报户口的人是不可能生存的。
在会上，孙先生除了用个别地方的数据证明户口漏报的现象存在（有学者在会上指出，孙先生个别地区的数字，不能支撑面上的结论）以外，对我上述三条没有提出有说服力的回应。
我发言时，曹天予教授是主持人。然而，他的“印象”中，对我发言的重要部分竟然没有一丝“印象”。
二、用较多的文字在介绍孙经先的发言，并持肯定态度。
曹天予的“印象”中介绍了孙经先的观点，然后说：“孙经先的研究和发言，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在大饥荒死亡总数问题研究中所开辟的新思路。”“孙的思路，无论在适用范围或解释力上有多少限制，都仍然是对饥荒中非正常死亡人数研究的一大贡献，值得肯定和重视。”
三、对我和孙的发言的评论是有偏向的。
曹天予在“印象”中说：“杨继绳孙经先二位在发言中各自重申了自已的研究和结论，并彼此苛评对方。” 我对孙经先没有“苛评”，他发言在后，主要内容是对过去发表的观点的重复。我上午的发言已经驳倒了他的论断，没有必要再对他下午的发言作评论。不过，近两年来孙先生说我“造谣”、“伪造数据”、“篡改数据”、“撒下弥天大谎”（这是他对我的“苛求”还则诽谤？）的行为，我在上午的发言中提出了批评，我只是要求他在学术讨论中按学术规范、用学术语言，不要谩骂，更不要诽谤。在这次会上，孙先生没有谩骂和诽谤，我对他的这一进步表示了肯定。
曹天予先生在“印象”中说：“新闻记者出身的杨继绳关心个案描述的生动性，而数学家孙经先希望对统计数字中出现的谜团給出一种理性的解释。”这就完全不对了。我的发言并不是关心“个案描述的生动性”，而是理性的阐述；孙先生的发言也不完全是“理性的解释。”如果贺雪峰先生能够完整地将我的发言稿刊出，读者将会对曹先生的这样一贬一褒作出客观的判断。
此外，曹天予先生在“印象”中说我“同著名的网络左派老田一起，去拜访了著名的网络左翼前辈87岁的丑牛，平心静气地交换看法长达2小时，没有任何争执。”这是事实，同行的还有曹天予和徐俊忠。我一直主张自由派和左派之间不应当自设门坎，相互对立；而是要尽可能创造条件相互沟通。在和丑牛老先生交流中，我发现自由派和左派对社会现状有很多相同的看法，对社会问题都是忧心忡忡。但对社会问题的产生原因和解决办法却是南辕北辙。我问老先生：“这些问题怎么解决？”他直率而干脆地回答：“决不是你们说的民主社会主义，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我当然不同意他这一看法，第一次见面没有必要和一位长者争得面红耳赤，我只是一笑了之。曾是湖北日报记者的丑牛，是当年赤脚医生的第一个报道者，他怀念赤脚医生给农民带来的好处，是很自然的事。但是，赤脚医生是依托在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的。农村集体经济已经成为历史。我问：还可以重建集体经济吗？丑牛和老田都认为不可能。由此我觉得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左派的言论（包括在这次会上的一些发言）：“半是挽歌，半是哀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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