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就全世界一般情况来看，相对封闭的社会容易保持稳定，开放的发达社会也容易保持稳定，一个由封闭到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容易出现不稳定。而中国当下，恰恰就处于一个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按户籍人口计算，中国人口的城市化率只有35%，若按居住地来计算，2012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52%，两个数据之间有高达17%的差异，是因为有大约2.6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常年在外务工经商所致。这就意味着，中国城市与乡村之间存在着大约2.6亿的流动人口。在这个背景下，如何才能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才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关键问题所在。对于城市化发展的问题，贺雪峰就中国当下的历史现状，结合对于欧美城市化发展的道路，总结出了中国自身的城市化发展方向。

城市化发展的道路

我们大体上可以区分出两种相当不同的城市化类型，一种是欧美日国家的城市化，又好又快，有质有量；一种是欧美日以外的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城市化，无论城市化率高或不高，城市化品质都不好，不仅城市基础设施不好，有大规模难以治理的贫民窟，而且进城人口大多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收入不稳定，生活不体面，生活质量差。

人们认为欧美日等国的城市化是发展的方向，但是在现实中，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走的另外一条城市化的道路。这恰恰是由于，发达国家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极强的科技开发和技术垄断能力，从而可以垄断高附加值产品，这些产品具有极高的进入壁垒，形成了寡头式的垄断经营格局。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很难复制现代化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只能另辟蹊径，寻找更合适本国的城市化道路。

城乡二元结构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社会所采取的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中国快速城市化的道路。这一结构不仅对农民不公平，而且是中国出现户籍人口城市化远低居住人口城市化的“半城市化”格局的罪魁祸首。这种意见认为，城乡二元结构历史上就没有合理性，现在更是严重歧视农民的政策，是对农民自由迁徙权等基本人权的侵犯，必须尽快取消，而最能体现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首先应当被取消。

问题在于，如果按以上加快清除城乡二元结构、消灭小农经济、改革征地制度的办法来推进中国城市化，就会形成一种激进型的城市化道路，这种道路通过推动土地流转，鼓励农民进城，使进城农民一次性地落人城市贫民窟中，则支撑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农民进退自如、廉价劳动力再生产及城市良好基础设施的所有中国特色制度都不再存在。中国因此落人世界界上所有发展中大国一般化的城市化道路中，甚至是必然导致中国现代化落人中等收人陷阱。

在贺雪峰看来，农民可以返回农村的城乡二元结构，让进城务工经商失败的农民在城市贫民窟和农村家乡之间作出选择。选择就是权利，农民可以选择返乡，是他们基本的人权。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崛起，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核心就是要将当前加入国际分工体系的“中国制造”变身“中国创造”，就是要千方百计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就是要让中国经济步人国际分工体系中附加值比较高、价值链比较顶端的部分中去。

由“中国制造”变“中国创造”需要有时间，还需要有战略和策略。要战略策略正确，又有足够的实施战略策略的资源纵深和时间缓冲。20世纪几乎所有一度发展良好的发展中国家最终都落人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其中的关键方面就是这些国家在实现进一步的发展战略与策略时，无法获得资源纵深与时间缓冲。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要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来实现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又要为实施产业升级战略提供足够的资源纵深和时间缓冲。

稳健的城市化

人口数量庞大而又发展缓慢的农村，是中国“开放+发展”却保持稳定的秘密。农村重心稳定，就极大地缓解了各方面的矛盾与紧张，从而让中国可以一一解决在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可以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关键的方面，可以缓解社会对立，可以防止既得利益过快成长。中国发展快益于农村发展慢，这个辩证法我们一定要懂。

城市化的核心是就业与收入而非居住。如果没有稳定就业和较高的收人，农民即使在城市有住房，他们仍然会生活艰难。推动农民不可逆地到县城买房，是站在开发商角度看问题而不是站在农民利益角度看问题，也是站在当前中国正处在发展中阶段的国情看问题。在中国经济仍处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的价值链低端的情况下，进城农民的大部分人注定不可能获得在城市体面而有尊严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这个时候，农民可可以维持温饱有余的村庄熟人社会的生活，可以在自己的农家小院享受田园风光，就真的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