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年代的乌克兰：
欧美主流史学界是如何捏造和歪曲乌克兰历史的
Yet More Anti-Stalin Lies Exposed: The Ukraine:
Collectivization, Famine; the Military Purges of 1937-1938; the so-called‘Katyn Massacre’
讲演人：格雷弗·弗教授
2014年5月23日北京大学
本稿为格雷弗·弗（Grover Furr）教授为北京之行准备的“苏联斯大林时代的继续革命”之系列讲演的第三部分：揭露更多反斯大林谎言：乌克兰：集体化，饥荒，1937-1938年的军队肃反，所谓的卡廷惨案。
晚上好!首先我要感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的邀请，使我可以在今晚与大家交流，对此我感到万分荣幸。
这是我此次在北京的“斯大林时期苏联历史上的继续革命”系列演讲中的第 三部分。主办方希望我结合自己最近的研究就以下几个主题谈一谈看法，包括：苏联集体化运动;1937-1938年的大清洗[1];被反共的乌克兰民族主义 者污蔑的所谓“乌克兰人为大饥荒[2]”(Holodomor，乌克兰语为Голодомор, 意为“通过饥饿蓄意杀灭”，"Extermination by hunger" "Hunger-extermination";Holodomor词源来源于‘Морити голодом'，意为“通过饥饿杀害民众” "Killing by Starvation"，更有人将其视为苏联政府在乌克兰制造的通过人为饥荒对乌克兰民族进行的种族灭绝，是“Famine-Genocide in Ukraine”。这个词如下文所言，是反共产主义分子有意模仿“Holocaust”(纳粹对犹太人蓄意进行的种族大屠杀)一词所生造的词 汇);1937-1838年的大清洗，其中据说有大概682000人被处以死刑;1937-1938年的军队肃反，也即“图哈切夫斯基事件”;还有所谓的 “卡廷大屠杀”。
这些事件每个都长期被反共意识形态者视作攻击共产主义的焦点。反共者把这些事件归诸斯大林犯下的所谓的“暴行”。但根据前苏联的档案和一些新的证据的最新研究表明，我们所了解的这些事件全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多亏了这些新证据，我们才得以满怀信心地宣布，反共主义者对这些事件的 观点都是错误的。真相是这样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斯大林本人在任何时间犯下了任何暴行。但是现在的苏联历史学界被反共者们霸占着，他们绝不会承认这个真 相。这些反共人士完全是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基于真实历史的角度去塑造那些反对斯大林所需要的“残暴故事”，目的在于证明他们攻击斯大林的合理性，进而证 明对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发动攻击的合理性。
类似的行为还有反共作家针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其动机也是相同 的。我怀疑这些反共反毛的主张也是错误的。我并不是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所以对此也不能说的更多。但是，发现真实的斯大林时期的苏维埃历史要求我们必须 揭露那些违背历史真相的谬误，反驳那些由反共意识形态者们故意散布的谎言。对此我们能做的有：
1、学习、搜集和研究现在可以利用到的众多的前苏联档案，还有现存于哈弗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其他各种相关文献，比如托洛茨基档案等等。
2、时刻关注挑战反共者历史叙事的最新研究成果。
3、探索我们自己的历史研究方法，力图尽量真实客观地去发现真实的历史，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尽可能完美的展现证明推理过程。
我已经照此从事这项工作很多年了，我今晚所讲的每一件事都在我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的文章和专著中有案可稽。
饥荒已经在俄国出现过无数次。俄国学者在1988年时对俄国历史上从公 元736年到1914年间记录在案的饥荒做出了一系列统计。在乌克兰也同样发生过很多饥荒。这一千多年来的饥荒历史和12年内发生的三次重要的农作物歉收 引发的饥荒的历史是理解1932-1933年饥荒和苏维埃政府采取的对应措施的基本背景。
1917年，俄国发生了两次革命，这一年出现了严重的农作物歉收，并导 致了1917-1918年的城市饥荒。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苏联有以下一系列饥荒：1920-1923年的伏尔加和乌克兰饥荒以及1923年的西西伯 利亚饥荒;1924-1925年伏尔加和乌克兰再次发生饥荒;1928-1929年发生在乌克兰的一次严重而很少被研究的饥荒。
1928-1929年的乌克兰饥荒是苏联当时七年以来由自然灾害引发的第三次饥荒。这次饥荒是导致当时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粮食供应危机的最主要原因。
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在讨论关于苏联农业必须改变的大讨论中，乌克兰饥荒显然是最重要部分之一。(马克·B·陶格 2001a 169-70)
农业集体化运动[3]的目的在于终结几个世纪以来不断折磨俄国和乌克兰 的一轮又一轮的饥荒。集体化是一场改革——一场显著改善农村人口安全与生存条件进而改善全部人口安全与生存条件的改革。集体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对农民“课 税”或“剥削”农民，抑或压榨农村的剩余价值。相反，在1929-1939年的十年里，苏维埃政府在农业方面投入了一百多亿卢布。“他们主要的目标是通过 使用当时能利用的最为现代的、先进可靠的方法来增加粮食产量”(陶格 2004, 70)
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将集体化视为为快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唯一方法，以此 来根除浪费严重、耗费人力的土地私有的耕作方式;通常是在众多分散的小块土地上先进行集体化，而后其就成为更大规模集体化的基础。他们以这种大规模的、高 度机械化的美国大农场农业为样板建设国营农场(苏维埃农场)。
农民的抗议的确存在。根据OGPU(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931年 3月的报告，在集体化运动中，有大概百分之五的农民参与了抗议活动。这也意味着绝大部分农民并没有参与这种抗议。绝大部分的抗议都得到了和平的解 决;OGPU的报告称，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抗议是诉诸暴力解决的。
许多农民是积极支持集体化运动的，特别是当本地那些既有经验又十分热情的积极分子耐心地给农民解释了集体化的目的以后，支持者的数量进一步增加。一些农民“自发组成集体农庄，主动合并他们的土地。”(陶格 2004, 75)
陶格的结论是：
集体化运动的目标十分清晰且必要，即要在在一个经常被饥荒折磨的国家提高粮食产量。先前进行的十分成功的国营农场的经验也为集体化运动提供了支撑，同时国家的大规模投资也为集体化运动提供了保障。
许多历史学家宣称，农民普遍反对集体化甚至不惜发动叛乱，因此是集体化导致了“饥荒和失败”。陶格相信事实并非如此：
这些研究轻视了或者说忽视了[一系列的东西，包括]粮食的实际产量数 据，造成歉收的环境因素，从饥荒和作物歉收的境况中不断进行的农业恢复，1930年代的粮食大丰收，这些年中苏维埃农场的机械化，苏联的人口增长，苏联时 代就粮食产量和消耗量而言的长期的发展。(陶格 2004, 87)
简而言之，集体化运动对苏维埃和乌克兰的农民，对整个苏维埃社会而言都是成功的。当然，这也依赖于农业劳动者的辛勤劳动。
……集体化使苏联的传统农业实现了高度的现代化，并为1970年代和1980年代相对而言的巨大的粮食产量和消耗量奠定了基础。(陶格 2006, 109)
在任何年代都没有“完美”的计划。1932年当然也不可能有。毫无疑问苏联犯有很多错误，也不可能不犯错误。但是要是不集体化才会是最大的错误。
证据尤其显示，集体化运动使得资源如拖拉机、种子援助、食品救济的动用 和分配成为可能，这些都使得农民在严重的饥荒中还能生产出大量的粮食。这在俄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苏联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因此，这项研究显示，集体化 运动无论对农业造成了什么样的负面影响，从实际效果上看，确实促进了苏联的农业现代化，有助于苏联农业的发展。(陶格 2006, 112)
目前有两种关于这次饥荒的错误的解释被广泛接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宣 称，饥荒是因为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为了出口而故意从乌克兰农民手中扣下了粮食;另一种说法是为了镇压乌克兰独立运动，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故意 使乌克兰人民挨饿;或者两种原因兼有之。这种断言的动机很复杂，因为没有证据能证明他们的说法成立。
这就是所谓“乌克兰人为大饥荒”(Holodomor)的神话。作为对 犹太大屠杀的有意模仿，这一神话最早源于离散于各国的乌克兰人，这深受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UN)和党卫军第14“加利西亚”志愿兵师退伍兵以及乌克兰 反抗军(OUN-UPA)的影响并在其中广为流传。上述力量曾站在纳粹一方战斗，并在红军挺进乌克兰时随德国部队西逃。事实上，纳粹形塑了早期的“人为饥 荒”神话，并把造成“乌克兰大饥荒”的罪名扣在犹太人头上。
当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这些力量再次涌入这个国家，并且对历史-意 识形态方面的种种问题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他们提高乌克兰反抗军的历史地位，要求将这些曾经屠杀了大量犹太人、波兰人、苏联公民的罪犯当做“为争取独立而战 斗的英雄”。(这里的假设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以某种方式可以成为大屠杀的借口。)
所谓“乌克兰人为大饥荒”(Holodomor)的神话绝对没有任何证 据支撑。毋宁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而编造的东西。但这种说法已经被乌克兰国家官方所接受，现在已经被强行灌入乌克兰学校的教学活动中，并 为乌克兰学者所推广。因为完全没有证据支撑，所以“乌克兰人为大饥荒”(Holodomor)干脆就被简单地当作“理所当然”来处理。这个话题已经成了一 个非正式的“讨论禁区”，在乌克兰国内，禁止在公共场所进行任何和这种观点相左的讨论。(在乌克兰在各国的移民社区中，情况同样也是如此)在“橙色革命” 的领导人尤先科担任总统时，尤先科曾一度有意通过一项法律，以刑事惩罚威胁那些敢在公共场所对这个观点提出质疑的任何人。
一个更加“主流”但仍然还是政治化解释的说法是：大饥荒应该归咎于农业集体化和国家过渡的粮食征集，正是后者导致了灾难，管理失控，人民造反，以及最终的饥荒和饿死人的悲剧。这是俄国官方的说法。这种说法和以上诸种说法同样缺乏实证来源。
1932-1933年饥荒的主要原因应该是环境问题造成的粮食歉收。这 些环境因素包括：一些地区的干旱，另一些地区罕见的大暴雨;农作物感染了严重的黑穗病和锈病;各种害虫疫病，包括亚洲蝗虫、甜菜象虫、草原蛾、毛毛虫等; 还有严重的鼠患。粮食歉收十分严重，整个苏联的粮食可供应量明显少于整体人口的粮食需求量。
以上这些现象是人类活动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到处蔓延的严重的杂 草问题，是由于本该从事除草工作的劳动力短缺造成的。因为农村人口大量迁徙，留下的农民多是老弱病残，自然会造成劳动力短缺。许多耕地闲置或者产量不高， 则是因为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城镇以及剩余农民因饥荒而变得衰弱不堪或濒临死亡这两方面原因所致。
马是犁地播种及其他农业活动中最重要的牵引畜力。1931-1932年 的饥荒中饿极了的让农民吃掉了马的主粮——燕麦，导致很多马匹要么饿死，要么严重羸弱。虽然苏联政府进口了一些拖拉机和其他机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马匹缺 乏导致的动力短缺，但并不足以完全克服这个问题。
许多土地已经连续多年耕种粮食，这导致土壤枯竭，肥力严重下降。农庄和 农业部门很难再找到新的土地用以建立农耕区，农地关系十分紧张。但是到了1933年，在充足的劳动力的条件下终于迎来了粮食的丰收，这次饥荒终于结束了。 这意味着1931年和1932年的劳动力也是充足的。所以这些年粮食的减产主要应归结为上述的环境因素。
苏联领导层没有充分理解环境因素的重要性。无论是他们自己的信息收集人 员、OGPU(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是当地的党的领导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因此，他们将饥荒原因归咎于诸如管理混乱、决策层失误甚至 扩大到农民反抗、富农怠工消极破坏等人为因素。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最重要的环境因素没有被理解，人们反而相信那些认为粮食本应该丰收的报告。如此一 来，唯一符合逻辑的解释自然就成了饥荒是由下列各种严重的怠工反抗活动所致，包括：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明目张胆的破坏;农民藏匿粮食;农民和其他一些人囤集 居奇待价而沽;农民因不情愿而在农田里消极怠工;党、集体农庄和其他机构的共谋等等。
不过苏维埃政府极大地减少了谷物的出口，并开始运送粮食和种子到乌克兰及其他受灾地区。
陶格引用的证据表明不少农民虽然不喜欢集体农庄，但是仍然在努力的参与农庄的工作，还有许多农民“始终都很积极地在农场工作……(他们)支持这个集体化的系统。”(陶格 2004, 85)
因此，整体而言，农民实际上接受了集体化。
像沙皇政府一样，苏联政府也出口粮食。但在1932-33年间，苏联政府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即使所有的出口都被停止而非被大幅度削减——正如它们曾经被削减的那样——食物也不足以养活全部人口。
饥荒的严重程度和在地域上的扩展，1932-33年锐减的粮食出口，对 种子的需求，和近几年来在苏联内部出现的混乱，这一切都说明即使是从根本上禁止粮食出口也不足以防止饥荒的发生。这一情况让我们难以接受那些认为是 1932年的粮食收购和刻意的种族灭绝行为导致了大饥荒的观点。1932年的歉收才是使大饥荒不可避免地发生的根本原因。(陶格 1991，88;89.)
面向集体和个体农民的粮食征递，也就是采购配额，被好几次大幅度地削 减，以保证他们度过粮食紧缺的时期。一部分已经收购的粮食又被归还到了农村。而正是这些经常被执行得很严厉的粮食收集工作，被那些“故意论”的信徒所强调 并理解为苏联对农民的漠不关心甚至是故意惩罚和杀害的证据。
此外，苏联政权还要用这种征购手段去养活生活在城市和工业地区的四千万 人，他们也正在挨饿，这是1932年的收成显得不足的另一项证据。在1932年5月，苏联政府将私人的谷物交易合法化了，但在1932-33年间只有很少 的粮食是通过这种途径卖出的。这也表明1932年的收成相当不足。
大约10%的乌克兰人因为饥荒或与之相关的疾病而死去，但90%的人活 了下来，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农民出身的军人或是农业工人。活着的农民必须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辛苦耕种，直到创造了1933年的收成。他们在继续劳作时获 得了苏联政府的明显的救助。否则一个因死亡而数量减少，受到饥饿的削弱，拥有牲畜更少的人口，是绝对不可能在1933年成功获得丰收并终结饥荒的。这是另 一个说明1932年的收成极为微薄的证据。
苏联政府的救助最早在1933年2月7日开始，它包含了500万吨用于 缓解饥荒的食物，其中就有给乌克兰的，而对拖拉机等机械的分配被特别地倾向于乌克兰，“一个由设置于机器-拖拉机站的几千个政治部所组成的网络对1933 年的丰收起到了巨大的贡献”(陶格1991， 72-74)。此外还有其他措施，包括为着播种和收割而派遣的特别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管理着工作，给农民分发种子和食物援助物资。
在陶格看来：
总之，饥荒是由自然因素引发的，而政府在第二年帮助农民获得了更大的收成，从而终结了饥荒。
这与那些西方的反共人士和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的论调是针锋相对的。那些 所谓“Holodomor”，或者所谓“故意的饥荒”和“人为的饥荒”的解释不简单是在很多重要之处出现了错误。这种论调的支持者通过省略一些会破坏他们 的解释的证据来歪曲历史。这不是历史，更是伪装成历史的政治宣传，我把这些称为“有脚注的宣传鼓动”。(陶格，2012b，3)
我的由两部分构成的论文《斯大林和民主化改革的努力》是在2004年5 月写的，而大量有关反对派运动、1936-1938年的莫斯科审判[4]、被称为“图哈切夫斯基案件[5]”的军队清洗、以及接踵而至的“叶若夫时期”或 曰“大恐怖”(它得名于罗伯特·康古斯特的那本1968年首次出版的极其失实的书的题目)的资料，在此之后已经被公布出来。
最新的证据证明：
*1936年8月，1937年1月和1938年3月的莫斯科审判的被告 都至少犯下了他们所承认的罪行。“右派和托派分子集团”确实是存在的，它计划在一次政变中暗害斯大林、卡冈诺维奇[6]、莫洛托夫[7]等人，他们把这次 政变称为“宫廷政变”，而这个集团确实暗害了基洛夫[8]。
*右派分子和托派分子都和德国与日本串通起来，他们都是军事上的阴谋家。如果“宫廷政变”没有奏效，他们希望通过向日本和德国表示忠诚，在日本和德国发动侵略时取得政权。
*托洛茨基也直接和德国与日本串通，他的不少追随者也一样。
*尼古拉·叶若夫[9]，1936-1938年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头目，同样和德国人有串通。
相比于2005年，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很多关于苏联人民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尼古拉·叶若夫的所作所为的证据。
叶若夫作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有他自己的反对苏联政府和党的领导的阴谋。叶若夫同样被吸纳入了德国的情报系统。
就像右派分子和托派分子那样，叶若夫和他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精英成员也指望着德国，日本或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他们严刑拷打了大量无辜的人，让这些人承认犯下了死罪，接着就被枪毙了。他们基于虚假的证据或者在根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处决了一大批人。
叶若夫希望这种大规模的对无辜者的杀戮会让大量苏联人转而反对政府。当德国和日本入侵时，这将为国内的反苏联政府叛乱制造基础。
叶若夫向斯大林、党和政府领导人隐瞒了他的全部计划。1937-1938年对超过682000人的真正的令人发指的大清洗，是叶若夫和他的高层同党故意进行的对大量无辜人民的不公正清洗，其目的在于在苏联人民中播下不满的种子。
尽管叶若夫处决了相当一大批无辜的人民，但从目前能获得的证据来看，在 被他处决的人们中间也存在着真实的阴谋。俄罗斯政府如今还把除一小部分外的所有这方面的调查材料视为最高机密，没有这些证据，我们无法准确地获知真正阴谋 的数量。因此，我们也不知道这682000人中有多少是真的阴谋者，而有多少是无辜的受害者。
正如我在2005年的那篇文章中所述，斯大林和党的领导班子早在1937年10月就开始怀疑一些镇压行为是非法的。从1938年初开始，也就是波斯蒂舍夫[10]被严厉批评、逐出中央政治局、被开除党籍并因为众多的非法镇压而被处决的时候，对叶若夫的怀疑就更加深了。
当贝利亚[11]被指定为叶若夫的副手后，叶若夫和他的同党认识到斯大林和党的领导班子不再信任他们了。他们最后试图在1938年11月7号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21周年的庆典上暗杀斯大林，但叶若夫的同党被及时地逮捕了。
叶若夫被劝说辞职，一项紧锣密鼓的调查马上展开，并揭露了内务委员部的 大批滥用职权行为。众多经过叶若夫定罪或判罚的案件被重审，超过10万人被从监狱和集中营中释放。众多内务委员部成员被逮捕，并被指控严刑拷打无辜人民， 最终被判刑和处决。更多的内务委员部成员被判处监禁或流放。
在贝利亚的管理下，1938-1940年的处决数量下降到了不足1937-38年叶若夫领导时的百分之一，而且很多被处决的对象是内务委员部的成员，包括叶若夫自己，他被控在众多的不公正镇压和对无辜人民的处决上有罪。
2005年以来被公布的一些戏剧性的证据是叶若夫和他的副手弗里诺夫斯 基[12]的供词。我已经把一部分这些内容的原始俄语版和英文翻译版本放在了网上。我们同样还有更多的叶若夫的供词和审讯记录的片段，在这些资料里他做出 了更多的供述。这些资料在阿列克谢·帕夫柳科夫(Aleksei Pavliukov)2007年发布的一份半官方报告里被公布。
图哈切夫斯基[13]和他的同案犯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执行委员会和他们 的高级军事指挥官同事们组成的陪审团审判并定罪，后者包括了苏联元帅谢苗·布琼尼[14]、一级集团军指挥员伊万·潘·别洛夫[15]。布琼尼和别洛夫都 给当时的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16]写了信，报告他们在审判中的发现和感受。
别洛夫的信在1996年被公布出来，因此研究者可以利用它。但是，别洛夫写的只是模糊的泛泛而谈，而且很多都是他对这些被告的反应。他几乎没有报告被告的真实供述。我们将在这篇文章的最后简要地讨论这件事。
布琼尼的信就完全不同了。它至今从未被解密，如今它在俄罗斯还是一个秘 密。它至今仅有的一些被引述的片段来源于什维尔尼克委员会[17]1964年为赫鲁晓夫准备的“最终报告”。其中，该信被称为是给斯大林而非给伏罗希洛夫 的。除了一位之外，所有引述它的作者全都重复了这个错误。这表示他们从未见过这封信的文本本身，而只是简单地从什维尔尼克委员会那里不加确认地引用，而我 们需要在下文中分析那重要的一桩例外情况。
我发现，这封信的原文本的一个副本被保存在伏罗希洛夫档案里。这件布琼尼的信的文本的真实性被这样的事实证实，即它包含了早先被公布的那部分摘录。
布琼尼的信的全文，以及这个文本和在俄罗斯已被公布的摘录的对比，为我们现在的研究带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结果。
最为重要的是，这封信包括了那些被告是如何描述自己在反苏联政府的阴谋中的角色的，包括了他们勾结德国和日本的重要细节和托洛茨基的参与。
约·埃·亚基尔[18]这里的供述证实了与这项阴谋有关的其他证词。如 果原计划的反苏联政府的政变并未成功，而使德、日等国的武装干涉成为必须的话，那么他们将同意割让乌克兰给德国，割让远东给日本。而这一协议和布哈林 [19]在1937年6月2日的第一次供述和1938年5月在审判时的供述是相呼应的。亚基尔同时提到了伦德斯泰特[20]将军和克斯特林[21]将军， 这两人也在其他人的供述中也被指认，比如图哈切夫斯基供出了伦德斯泰特，其他几个人供出了克斯特林。
奥·乌·科尔克[22]宣称，这些军事阴谋家从德国那里获得消息称，德 国正在计划借道波罗的海国家袭击苏联。科尔克宣称他是从图哈科夫斯基那里而非直接从德国人那里了解的这些，这一事实，与我们所能预想的重大阴谋的情况相一 致：只能有相当少的一部分人被直接告知阴谋的细节。
维·马·普里马科夫[23]称，这场“半打”军事领导人参与的阴谋的逻辑将会导致他们之间相互竞争，看谁能更符合德国——也就是说，希特勒——的希望。
布琼尼写到，德国空军被计划用来对付列宁格勒，它们伪装成苏联飞机参与预谋中的暴乱。显然，这是来自普特纳[24]的证词，因为伏罗希洛夫在他6月9号前几天给国防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了一些与之很相似的表述。
布琼尼只给出了一个对1937年6月11日的审判上供述的军事阴谋的总结。他主要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集中在被告证词中纯军事的那些方面。正是那些阴谋者和德国军队的合谋使这起阴谋变得相当危险。
与之相对比，托洛茨基的参与倒成了次一级的关注点。托洛茨基的力量在于他在相对来说少数的党和军队的领导者中的影响力，但这些人里有一部分对托洛茨基是相当忠诚的，这就转变成了托洛茨基手中的一种力量。
因此，布琼尼确实触及到了托洛茨基在军事阴谋中的角色。根据布琼尼所说，托洛茨基是有关这场军事阴谋的供词中涉及的最重要的政治人物。
普特纳似乎是那八个受审军人中唯一一个宣称自己的阴谋活动是被他对托洛茨基的信仰所直接激发的。科尔克，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见的，宣称图哈切夫斯基对他隐瞒了一些关于阴谋的细节。这包括这位元帅和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李可夫[25]的关联。
布哈林在1938年3月对他的审判中说，他并不相信图哈切夫斯基和那些军人，因为他相信这些人将会在上台后抛弃他们纯政治性的盟友。
普里马科夫宣称，托洛茨基曾直接给他一项极其秘密和私人的任务：当在阴谋者和德国武装力量的煽动下爆发的叛乱掌握了列宁格勒后，普里马科夫就去列宁格勒迎接回国的托洛茨基。
在这里似乎没有什么含混不清的地方。布琼尼相信普里马科夫作证说，他自己已被托洛茨基亲自托以重任。普里马科夫还继续说，他遵从了托洛茨基的指示——断绝所有和托派分子的联系，以诈取党和领导层的信任。
布琼尼仔细地证实了，普里马科夫陈述说自己是从托洛茨基本人处得到这则任务的。普里马科夫甚至声称他还指派过一位专门的军官，一旦列宁格勒被计划好的军事起义所掌握，他就去边境迎接得胜归来的托洛茨基。
根据布琼尼所述，列宁格勒起义本身就是图哈切夫斯基的一项指示，并且是和德国军队一起计划的。
普里马科夫的最后陈述牢牢地将他的托洛茨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要不是普里马科夫已然证实了上述事实，这种联系无疑看起来很牵强。
1990年，当苏联还存在，维克多·阿尔克斯尼斯[26]上校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的长官克留奇科夫[27]那里得到了阅读1937年6月11日对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审判记录的许可。据我所知，这份记录还没有其他人读过和讨论过。
即使阿尔克斯尼斯申请阅读审判记录的时候正是俄罗斯政府承诺“公开性” 之时，但阿尔克斯尼斯似乎仅仅是因为他特殊的地位才得到这个许可的。他是红军的上校。他的祖父，雅科夫·伊万诺维奇·阿尔克斯尼斯[28]，曾任苏联空军 司令，二级集团军指挥员[29]，1938年被处决。他是审判了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人的法庭成员之一，并在一年多之后自己也被镇压和处决。
阿尔克斯尼斯也是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综合各种情况，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他虽然不是任何被告的亲属，却能获准阅读庭审记录。
和坎托尔不同，阿尔克斯尼斯上校通过阅读庭审记录确信被告有罪。阿尔克斯尼斯在的一次采访中谈到了他对审判的印象，这篇采访发表在2000年的《元素》杂志[30]上。
阿尔克斯尼斯上校暗示，他的祖父也许是被迫认罪的。他也获准阅读该文件，但从中他没有发现证明祖父有罪的内容。他的祖父阿尔克斯尼斯在1937年11月28日被捕，那时正是叶若夫的权力的高峰期。很可能他是被人陷害的。
被告对于他们与德国的阴谋的陈述与我们现有的其他文件一致：那是布哈林1937年6月2日的第一个的供述及其在审判时的证词，以及发表于2006年年初的叶若夫在1939年4月26日所做的自供书。
从赫鲁晓夫时代直到现在，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想方设法地隐藏这些包含被 告罪证的文件，这个行为是一种掩盖。而且，这本身就是这些被告以及托洛茨基与德国人相互勾结的强大证明。军人被告，右派和托派以及托洛茨基本人，都是有罪 的——但强大的政治人物们希望公众和世界相信事实正好相反。
关于布琼尼的信件的任何介绍和研究都不可避免地打开一扇大门，使得我们 可以对所谓的苏联“经典”历史进行戏剧性的重写。50多年来图哈切夫斯基审判的被告都被宣布为无罪。他们中的一些人，包括图哈切夫斯基本人都被官方认定为 民族英雄。然而，所有现有的证据表明事实正好相反：他们犯下了阴谋推翻苏维埃政府和与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勾结的罪行。
在《元素》杂志的采访中，阿尔克斯尼斯上校总结说，图哈切夫斯基审判的 记录就像“能向我们的时代开火的一门大炮一样……威胁当今的当权者。”在后来的访谈中，阿尔克斯尼斯又使用了“炸弹”这样类似的比喻，即通过对这一时 期的客观的研究，人们必将重新评估当前俄罗斯的政治人物，从而对当权者构成威胁。
还有更多的证据证明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与之一同被审判和处决的高级指挥官是有罪的。
俄罗斯研究人员尤利娅·坎托尔撰写了篇幅长达两本书的《图哈切夫斯基事 件》。坎托尔坚称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被告是完全无辜的，是被斯大林“陷害”的。然而，她列举的证据完全无法支持这个论点。相反，它有助于证明这些人的有 罪。坎托尔对于这个案子的调查报告有优先使用的特权。她引用的原始文件从没有其他人引用过，也没人获准阅读。
尼·谢·切鲁舍夫，一位军事史学家，也有特权获得大量的因参加反苏阴谋而被审判和定罪的苏联军人的调查和审判文件。和坎托尔一样切鲁舍夫也完全不客观。他坚称所有的军人都是无辜的，不存在任何阴谋。
但切鲁舍夫已出版了五本书，其中引用了许多军人的调查材料和审讯笔录。所有这些证据都证明他们并非清白，而是有罪的。和坎托尔一样，切鲁舍夫也对这个事实充耳不闻。
我们也有来自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亨里希·萨莫伊洛维奇·柳什科夫 [31]的证据。他于1938年6月逃往日本，为日本军队撰写反斯大林的宣传材料，直到他们1945年将他谋杀。美国学者埃尔温·D·考克斯[32]能够 读写日语和俄语，他采访了一些曾与柳什科夫共事的退役日本军人。据日本人说柳什科夫曾向他们明确表示，军事阴谋以及布哈林、李可夫和其他人的右派阴谋实际 上是真实的。当然，这与他写的反斯大林宣传是相反的。
我在我的《谋杀谢尔盖·基洛夫》一书的第17章总结了这方面的证据。我 在最近的清华大学的讲座中谈到了基洛夫被谋杀的事。基洛夫案[33]在许多方面是一把钥匙，能开启莫斯科审判、图哈切夫斯基事件和许多其他20世纪30年 代苏联的“高层政治”的真相。我的书已经有英文版和俄文版。
我有一本研究军事阴谋的书，已经写完大半。在我写完下一本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托洛茨基的书之后，我将继续写完这本研究军事阴谋的书所剩下的部分。
关于所谓“卡廷大屠杀[34]”的问题，历史上有过重要的辩论。遗憾的是，对于那些想知道历史真相的人来说，这场争论纯粹按照政治划分成了两派。
全世界、包括俄罗斯的反共主义者毫不怀疑地认为，苏联枪杀了那些波兰 人，纳粹1943年的报告，除了反犹词句，都是完全真实的。共产主义者(托派除外)、亲共分子以及许多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相信德国人枪杀了那些波兰人，相 信苏联1944年的布尔登科(Burdenko)报告[35]的准确性。
一些研究者转向一种更微妙的立场：第一，苏联枪杀了一些波兰战俘，也许 因为这些战俘被认为有反苏、反共的罪行。据说这是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1985年11月透露给军事史学家亚·尼·科列斯尼克(A. N. Kolesnik)的说法。卡冈诺维奇是原中央政治局成员，与斯大林关系密切。第二，德国人显然出于与苏联极为不同的原因，枪杀了其他的波兰人。后来在 1943年，德国人为了制造宣传噱头，上演了一场“发现”尸体的戏。他们把在别处枪杀的波兰军官的尸体挖出来，运到卡廷，重新埋葬以后再去“发现”。实际 上，这个小地方还不叫卡廷，而是叫科吉格里(Koz'i Gory)。
1990到1992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叶利钦宣称，斯 大林时代的苏联领导人确实下令，枪杀波兰人，事实上肯定了波兰反共的民族主义者的说法。1992年叶利钦给波兰官方发送“一号秘密文档”(Closed Packet No. 1)[36]的传真。如果文件是真实的话，将坐实苏联所犯的罪行。
但是1995年开始，有俄国研究者反驳，这些文件是伪造的。他们反对卡 廷事件的官方说法，他们对文件的分析研究一直持续至今，越来越详细复杂。研究表明，至少有初步的证据，质疑这些文件的真实性。但是争论的双方都态度强硬。 那些认为苏联犯下罪行的人，即使在新证据面前，也丝毫不改变观点。我认为我是极少数能够转变观点的人，我原来以为“那都是苏联干的”，现在认为事实还未明 朗。
近些年来，卡廷事件的研究有了两个引人注目的进展。其一，2010年 10月，有证据表明，著名的“一号秘密文档”(Closed Packet No. 1)中的文件也许是伪造的。这一年发表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看起来像是为伪造的定本“一号秘密文档”而准备的草稿件。一些俄国人对“一号秘密文档”已经怀 疑很久了。但2010年发表的这些文件构成了证明“一号秘密文档”造假的第一批文献证据。这之后，问题就变成：哪些文件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一号秘 密文档”中的，还是2010年披露的?
从2010年开始，越来越多的证据对卡廷森林事件的“官方版本”提出了 强烈质疑。在乌克兰的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来自波兰和乌克兰的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证据显示，一直被人相信于1940年四月或五月在加里宁(如今的特维尔) 附近遭到苏联枪杀的两名波兰警察，实际上在1941年下半年法西斯入侵苏联后死于德国人以及他们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盟友手中。这一事实自身消解了“官方” 的“卡廷惨案”叙事。现在的论者正努力描述和考察这个新证据，同时解释为什么它证明“官方版本”一定是假的。
这些发现说明了围绕“卡廷惨案”的历史叙述是多么荒唐。[根据波兰和乌 克兰的官方版本，]前述两名波兰警察被说成是在离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700英里以外的卡廷森林被射杀和埋葬的，射杀和埋葬的时间，也被提前到16个多月 之前。[所以现在]对他们身份证明的发现是至今为止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的发掘中最重要的成果。这是自2010年10月“伪造证据”被披露以来关于“卡 廷惨案”最重要的进展了。但为何事件没有得到其应该得到的关注呢?毋庸置疑，因为波兰以及乌克兰强大的政治力量并不希望事件得到公开——因为这会使得人们 开始质疑苏联的罪状。
因此，事件的发展被人为掩盖。波兰考古学家的报告里只提到了其中一名警 员的徽章。而此次提及也仅仅只是隐藏在脚注中——简直就是一种“加密的”参考资料(a "coded" reference)(其与卡廷惨案的联系就显得异常隐晦了)，如此一来，就只有那些对于卡廷惨案非常熟悉的人们才能理解其中的联系。不过至少波兰的报告 明确总结道，集体墓穴中的罹难者死于1941年德国人以及他们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盟友的枪口之下。乌克兰的考古报告则对波兰警察的身份证明一事只字不提! 还有，一位乌克兰考古学家明确表示，这个遗迹能够“质疑苏联是否对其他波兰战俘进行了射杀”——也就是说，质疑“卡廷大屠杀”的“官方版本”。
事实上，他们对于事件的掩盖早在这之前就开始了。关于“一号秘密文档” 的“造假草稿”在2010年10月就已经被披露，杜马代表维克多·伊柳欣(Viktor Iliukhin)还将其上呈至俄罗斯国家杜马。但这个戏剧性的故事几乎被俄罗斯的主流媒体所封锁。我只能找到一篇相关文章，而且还是语带暗讽的批评。俄 罗斯之外的大众媒体更是完全忽视了2010年对“造假草稿”文件的发现，正如波兰、乌克兰之外的大众媒体对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的发现视而不见一样。我从 西欧和美国的大众媒体中找不到任何一篇文章提及这些发现。左翼和网络媒体确实报导了此事，这使得主流新闻媒体的不作为更加值得注意。
从对此次发掘的早期的媒体报导来判断，看起来主流媒体相信罹难者是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射杀的。我们有把握认为，如果波兰和乌克兰其中任何一方想过发掘结果会构成对“卡廷大屠杀”的质疑，他们根本不会进行对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的集体墓穴的发掘。
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显示OUN(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武装力量参与了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的集体屠杀。OUN在乌克兰西部却受到了尊崇。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的一条街道甚至以OUN领导人、纳粹盟友斯捷潘·班杰拉[37]的名字命名。正是他的手下参与了那里的集体屠杀。
苏联在所谓“卡廷大屠杀”中犯下的“罪恶”确实是20世纪90年代后波 兰民族主义的重要建构因素。波兰把“卡廷事件”转化为一个对其罹难者崇拜性的反共反俄狂欢。波兰政府斥资数亿美元兴建数以百计的“卡廷事件”的纪念碑与纪 念馆。大量的纪念活动用以祭奠“卡廷事件”，有些规模相当庞大，许多学者亲力亲为，成百上千的出版物得以发行。波兰所有学校都教授惨案的“官方”说法。除 了反共主义主题外，“卡廷惨案”能够保持生机是因为其被视为击败俄罗斯的武器，因为俄罗斯是苏联的延续。波兰仍然坚持其长年累月的努力，目的是使人们认为 “卡廷惨案”就是“种族屠杀”，使俄罗斯向受害者家庭支付赔款。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没有所谓的“卡廷惨案”——没有一个关于这一系列事件的线索链能表明苏联人击毙了所有的波兰战俘。但是波兰、乌克兰以及反共主义者都不愿意承认这点，更不用说让他们的民众和整个世界去质疑苏联在卡廷犯下的所谓罪行了。
“卡廷”的故事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历史难题。举个例子，美国历史中的任何一个相似的事件都能够持续吸引大批专业或业余历史研究者的关注。而在波兰，即便是轻微的对“官方”的“卡廷事件苏联主犯说”的质疑都是禁忌。这就导致了对于事件的掩盖以及否认。
我曾发表过一篇详尽的文章讨论乌克兰的发掘是如何反驳所谓“卡廷大屠杀”的官方版本。我也建立了一个网站用以上传关于整个“卡廷事件”的大量详细资料(见http://msuweb.montclair.edu/~furrg/)。
关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历史中各种各样问题的研究，我的结论如下：我们所 学习到的，所阅读到的，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论述都是错误的。对斯大林时期苏联历史的研究，总是充满了反共谬论的生编硬造和政治宣传，而非首先致力于探索历 史真相。那些做出优秀研究、有过重大发现的这一领域的学者们，必须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强行置于一个我称之为“反斯大林范式”的总体框架中。他们必须确保他们 的成果可以符合妖魔化斯大林和他统治下苏联的反共需求，否则他们的成果将得不到发表机会，他们对苏联历史的研究也难以持续。
所有的所有——所有事件和所有事件链——关于斯大林时期苏联历史的研究，都必须根据新发现的文件和证据进行彻底的重新解读。更重要的是，必须拥有坚决的客观精神。我很荣幸我能够对此有所贡献。
感谢各位能够听完我相当冗长的演讲。我将谦虚接受各位的提问和批评。
（集体翻译）
格雷弗·弗教授简介
格雷弗·弗(Grover Furr)，国际知名俄苏问题专家、历史学家。1979年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美国新泽西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Montclair State University)英语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世纪文学、苏联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格雷弗·弗教授曾与俄罗斯学者合著《被诽谤的斯大林》 (Yuri Mukhin, Grover Furr & Aleksei Golenkov. Slandered Stalin. Moscow: Algorithm / Penguin Books. 2010)、《1937年，斯大林依法审判，无可上诉!》(Grover Furr & Vladimir L. Bobrov. 1937. Justice Stalin. Not Appealable! . Moscow: Penguin Books. 2010)等书。2007年出版《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径》(Grover Furr. Anti-Stalinist Meanness. Moscow: Algorithm. 2007，2010年重版)，成为俄罗斯畅销书，短期内销售了近两万册。《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径》彻底颠覆了西方某些历史学家和报刊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的高度评价，不仅推翻了他们关于“秘密报告”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演讲”之类的溢美之词，还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赫鲁晓夫整个“秘密报告”“全部由谎 言拼凑而成”，而赫鲁晓夫用于直接“揭露”斯大林或贝利亚的论据，没有一件与事实相符。2012年格雷弗·弗出版《斯大林与民主，托洛茨基与纳粹》 (Grover Furr. Stalin and Democracy - Trotsky and the Nazis. Istanbul: Software Update, 2012.)，2013年出版《谋杀基洛夫：历史、学术与反斯大林的范式》(Grover Furr. The Murder of Sergei Kirov: History, Scholarship and the Anti-Stalin Paradigm. Kettering, OH: Erythros Press & Media. 2013)，2014年出版《血腥的谎言》，主要揭露耶鲁大学教授Timothy Snyder的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Y: Basic Books, 2010)一书的欺骗性，Snyder书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斯大林等于希特勒。2015年格雷弗·弗教授将出版一本专论，揭露1930年代托洛茨基言 论中的谎言。由于格雷弗·弗多年来致力于回击国际资产阶级对斯大林和苏联革命的抹黑和诽谤，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名人、作家David Horowitz将其列为“美国101个最危险的学者之一”(David Horowitz. The Professors: The 101 Most Dan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格雷弗·弗教授的《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径》一书不日将刊行中文版。格雷弗·弗的网页是 http://msuweb.montclair.edu/~fur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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