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调查应该从村级开始。”“不，应该从县级着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会议室里，青年学者们正在热烈讨论基层调研问题。“都别争了，还是去问问老陆的意见吧！”此话一出，会议室顿时陷入一片沉默。许久，终于有人开口：“一年了，不知不觉，老陆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一年。”言毕，又是一阵叹息。他们口中的“老陆”，不是别人，正是我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三农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

　　2013年5月13日，80高龄的陆学艺在工作中突发心脏病，溘然与世长辞。在他留下的行程表上，还记录着第二天将要参加学术会议的各种安排。这个一生为国、为农、为社会勤勉奔走的巨人，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不停战斗。

　　值此陆学艺逝世一周年之际，人们对这位社会学大师的深切缅怀，从四面八方汇聚成一股绵长的丝线，在空中勾勒出他有如赤子般的音容笑貌。

　　农民的儿子

　　“农民可以说是革命的主力军之一，但新中国成立30年了，为什么农民的处境还是这个样子？”1980年，陆学艺到甘肃就农民包产到户问题进行追踪调研，回来后与同事说起甘肃农民的极端贫困，声音哽咽，眼里饱含泪水。

　　就在此前一年，陆学艺顶着极大的政治压力，发表了《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的调查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重新评价“包产到户”，积极为“包产到户”正名。这篇报告在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为日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突破做了思想铺垫。

　　1985年，我国粮棉生产在经历了连续几年快速增长后，出现较大幅度减产。当很多人都认为这只是正常的“计划性减产”，不必过虑时，陆学艺却敏锐地意识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随后发表《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的报告，指出我国农业发展要想避免陷入徘徊和萎缩，有必要“推进农村第二步改革”，“使城乡改革同步进行，互相促进”。这篇报告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邓小平在1986年6月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谈到，“有位专家”的提醒“值得注意”。

　　从最初学哲学，到从事农村经济研究，再转入社会学领域，陆学艺对中国农民、农村、农业的关注从未改变。一些人或许不理解，陆学艺为何对“三农”问题如此执着，并甘愿冒着政治风险，充当少数旗帜鲜明的改革推动者？

　　“他是从无锡农村里走出来的苦孩子，所以，一直对农业农村问题有很深的感情，总想为中国农业农村面貌的改变做些什么。”陆学艺30多年的老朋友陈锡文在回忆陆学艺的文章中写道。

　　20世纪80年代，当许多经济学学者忙于研究如何增加粮食产量的时候，陆学艺却已经把关注点转向如何改善农民的状况。“陆学艺的研究始终坚持以农民为本位，这与他内心一直对农民的热爱是分不开的。”陈锡文表示。

　　“三农”问题成为陆学艺从事社会学研究的起点。直至病逝前夕，他仍在以极大的热情组织全国百村大型调查。他曾说，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改写了我的人生”。如今，他历尽心血写就的五部 “三农”论著——《农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三农”新论》、《“三农”续论》，被誉为中国农村社会学、农业经济学的扛鼎之作。

根植于“中国土壤”

　　若说陆学艺做学问有什么“诀窍”，与他相熟的朋友、同事定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注重调研”。“过去，我们把下去调研叫做 ‘滚泥巴’。陆学艺不只是‘滚泥巴’，他本身就是泥土里面产生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评价道。

　　陆学艺的学生毛哲山回忆起恩师当年研究流动人口问题的“独家秘法”：“他不仅出入工地社区，还经常另辟蹊径，跑到农民工常坐的绿皮火车上，与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从北京到保定，从保定到北京……”

　　然而，仅仅坐火车仍无法完全满足陆学艺“走到农民中去”的研究愿望。于是，他申请到山东陵县挂职做县委副书记，一挂就是三年。在陵县，陆学艺不仅做了大量调研，还办学校，为陵县吸引和培养人才。“我至今对‘三农’问题有一点发言权，靠的就是在陵县打下的基础。”陆学艺曾对他人如是说。

　　陆学艺不仅自己下基层，还鼓励周围同事尤其是青年学者走下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至今对当年自己刚从法国留学回来，就被陆学艺派到陵县蹲点一年做调查的经历印象深刻。“他对我说，你要尽快从书本走出来，到农民中去。从巴黎到陵县，使我完成了一种蜕变，找到了汲取学术营养的根。”李培林说。

　　由于把学术的根深深扎进了中国现实的土壤里，当人们都在关心经济增长时，陆学艺很早就发现，社会问题将是中国发展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并在国内较早提出了“整个国家发展过程中，经济与社会这‘两条腿’，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论断。

　　在陆学艺心里，他始终坚信“中国土壤”对于形成中国社会学的独特价值。陆学艺的朋友偶尔会私下议论，“老陆做学问走的是条‘野路子’，有一种霸气”。其实，所谓“野路子”，不过是渗透在陆学艺骨子里那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经世致用”精神。本着这股精神，陆学艺坚决反对学术中的各种 “洋八股”，一切学理在他面前都必须服从于他的“问题意识”。

　　“陆学艺典范式地实践了 ‘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中’的学术路线，并臻于完美。他的学问是散发着中国泥土芳香的，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真学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景天魁由衷地评价道。

聚青年才俊研究社会学

　　自社会学从西方传入中国以来，如何适应“中国土壤”就成为中国社会学发展需解决的首要命题。转入社会学领域后，陆学艺一直沿着费孝通等前辈倡导的“社会学中国化”方向，不断探索和开拓着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道路。

　　他在国内较早引入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分析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并提出颠覆性的结论。他积极关心社会建设，亲自指导多个社会调查项目，以扎实的研究结论为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建言献策。

　　治学60年，陆学艺逐渐将“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理实兼具、学用一体”的为学之道修炼得炉火纯青，并最终为中国社会学贡献了“以‘三农论’为根基，以社会结构论为框架，以社会建设论为功用”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贯穿在他的五部“三农论”以及他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和《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等系列著作之中。

　　除了自身的学术探索，陆学艺还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的培养投注了大量心血。“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学受过很大挫折。陆学艺来到社会学所后，很大程度上是个‘拓荒者’。”陈锡文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研究所原副所长黄平向记者讲述了1987年陆学艺远赴英国，邀请当时还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他回国加盟社会学研究所的情景：“那天晚上，陆老步行找到我的住所，与我彻夜长谈。本来我打算回国后去北大任教的，但陆老最终改变了我的想法。”

　　那时候，受到陆学艺不辞辛苦、远赴重洋邀请的青年学者不止黄平一人。在他的感召下，一大批青年才俊聚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燃旺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星星之火。到1998年陆学艺卸任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时，社会学所已经从初创时的40人发展到近100人，建立了十余个研究室。

　　对于陆学艺而言，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就如同自己孩子的成长一样令他牵肠挂肚。2008年，他忧心忡忡地找到有关部门领导，请求将一封国内知名学者的联名信呈给中央领导，以争取中央对社会学发展的支持。这封信最终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批示，这也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对社会学发展专门给予指示。

“我们都叫他‘老陆’”

　　当人们与记者谈起陆学艺时，他们亲切的感情并非缘于他那些耀眼的成就，而更多来自于对他人格的倾慕。

　　“他为人非常平实、低调、谦虚，但在重大问题上又非常有原则，讲真话，讲实情，提出批评意见也直言不讳。”陈锡文如此评价。

　　“当年，面对做社会分层研究所招致的种种政治压力，陆先生总是轻松地一笑置之。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名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曾与陆学艺有过30多年交往的学者赵树凯在追忆陆学艺的文章中表示。

　　这位令后辈高山仰止的学术大家，身边却有很多忘年交。李培林回忆起“老陆”的一些轶事。“我们社会学所的人，全都没大没小地叫他‘老陆’，他毫不在意。有时他在会客，所里的人推门就喊‘老陆’，弄得客人诧然。”

　　“很少能遇到像他这样全面的人，无论做人、做事、做学问，都那么令人尊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汪小熙感叹。

　　“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在处理自己与社会关系方面达到了相当的境界——让自己的存在有大益于决策层、有大益于基层、有大益于学界、有大益于民众，总之，有大益于社会。”景天魁总结道。

　　如今，斯人虽逝，但他的睿智、风骨和赤子之心，早已化为一面飘扬在中国社会学大道上的旗帜，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学人继续前行。

　　陆学艺（1933—2013），江苏无锡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是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曾任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务。学术专长为社会学理论、社会结构研究和农村发展理论研究，著作颇丰。著有《联产承包责任制研究》、《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三农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