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福：“普通村”的幸与不幸

“谁知道啊，反正现在上面又让盖房子了。”当我问起“社区建设有什么消息”时，大爷爷——高我两辈的异姓乡亲——的语气显得颇有些哭笑不得。“上面”在乡亲们的话语中笼统地指称乡镇及以上的政府，让他们明确某项政策的确切来源是不现实的。这个“又让盖房子”的政策同几年前那个“不让盖房子”的政策一样“来历不明”，但对家乡的农民来说凡是“上面”的政策总是很有权威性的。

看来，“撤村并居”式的社区建设运动在我们村停下了脚步。村里的建筑队过完正月十五就要为某村民动工建房了，他家儿子等着新房娶媳妇呢。

“社区建设”是我这几年回老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老家是鲁西北平原上一个很普通的村庄，据说乃明永乐年间山西移民至此建村。两位开村祖先早已无后，唯一的痕迹就是把姓氏留在了村庄名称中。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几年前山东全省掀起“撤村并居”的农村社区建设运动。我们村在09年下半年就跟相邻——方圆2公里内的另外四个村“合并”为社区，并且迅速组织了社区居委会选举。不清楚选举如何操作的，我所接触到的村民都说没有去投票，但结果却是预料之中的。作为五个村中的第二大村，我们的村支书变身为新社区的主任，社区的党总支书记则是最大村的村支书。彼时各村不过名义上合在一起，其余一如从前。记得当时家乡所在地级市的媒体宣告“社区建设成功”，可见成功得来之易。对村民来说，新社区没有任何意义，对社区干部来说却很有意义，因为干部职数减少后普遍提高了待遇。

当时传言不少——在农村，几乎所有政策消息都是以“传言”的形式普及的。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要集中上楼居住。五个村要合并在一起集中居住，村民普遍关心的是牲畜农具如何存放，种地不方便怎么办，水电煤气要多少钱。二是土地要实行大户承包。四个村近3000人集中上楼，7000亩土地如何耕作自然就成了问题。村民都传言“上面”以后不让农民种地了，土地都包给外面来的大老板，有的村民还“看见”老板开车来看地了。据说，某个村土地租金都谈好了，每亩地每年500斤小麦加500斤玉米，折算时价不低于1000元。这个价格不算低，与村民自己经营差不多，何况，还有给老板打工这项工资收入呢。很明显，第二个传言是为消除人们对第一个传言的顾虑而来的，集中上楼以后农具牲畜无处存放，耕种不便等问题在土地流转后就都不是问题了。村民还有些遗憾的是，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了，所以牲畜可以卖掉，可新买的农具怎么处理呢？卖掉可惜，不卖更可惜。。。

几年来，因为没有明确的消息，许多事情就这样在街谈巷议中被传言着，直到被事实具象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可以感同身受的案例。比如，A村建设的社区居民楼因老板跑路烂尾，B村（12村合并）断断续续3年多建成的楼房因质量不合格陷入停顿，C村社区选好址圈好地以后却再无消息，那片地一荒就是4年，D村招来的包地老板第一年亏损后跑路，村民租金无处索要。附近唯一建成的E村社区，除了某家搞到几套房子外，也是负面观感更多，比如仓库建设滞后，农具露天存放风吹雨淋损毁严重，让人痛惜，等等。

农民是讲实惠的，再怎么新奇美好的东西也得变成被他亲身感知的事实才能被认同。遗憾的是，社区建设和土地流转暂时都没能通过检验。让村民觉得幸运的是，那些“失败”都发生在别的村。

我梳理了一下上述案例，发现这些“不幸”的村同我们这个“幸运”的村之间有个很有趣的对比：这些村全部位于省道或县道边，交通位置显要，我们村（包括另外四个村）则地处边陲（隔壁就是临县），交通不便。另外一个现象可以佐证这个发现，从县城到我们乡镇的省道长约18公里，路边有4个村，近年来全部建了规格统一的“社区服务中心”。同样是“社区”，我们村就没享受到这待遇。当然，用“交通位置”无法全部解释不同村庄在社区建设中的命运，不过，在由行政了力量推动的运动式的社区建设中，交通位置却构成了影响行政偏好的重要因素。这其实也是各地涉农政策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重点轻面”“以点代面”（而非“以点带面”）逻辑的一种表现。

“以点带面”“以点促面”是个很正常的工作方式。以前，包括集体时代和税费改革前，“点”往往是指“两头”：特别优秀的和特别差的，“面”则是普普通通的大多数。因此，“以点带面”“以点促面”就是“抓两头促中间”。调查时常听到上级政府派工作组到先进村蹲点学习经验，到落后村蹲点整顿。奖励先进以弘扬正气，整顿落后以遏制歪风，这样便可以教育中间的大多数。奖励先进好办，整顿落后则很麻烦，但在彼时的治理要求下，再麻烦也要做。奖惩年年搞，落后也年年有，典型也就要年年抓，这是乡村治理的常态。税费改革以后，国家不再直接从农村汲取资源，转而输入资源，乡村治理的逻辑也就发生了悄然但重要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落后村退出了“典型村”的队伍（即使被当作典型，也是要消灭的典型。以前的“消灭”是整顿，如今则几乎意味着“肉体”上消灭，从地图上抹掉）。资源输入的“集中化”“典型化”也让普通村跟落后村一样眼睁睁看着马太效应在先进村们身上愈演愈烈。

故而，“以点代面”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在资源总量有限、若雨露均沾则杯水车薪的情况下，把有限资源集中起来（比如打包涉农资金）打造典型，以典型的成功（至少是表面成功）证明对某项上级政策的“领导重视、措施得力、效果显著”。有时候这项工作也以“试点”的名义进行，虽然不排除真试点的意义，但就我有限的调查所见，总不过还是在造典型树样板，推广意义不大（甚至是不推广比推广意义更大）。成为典型往往需要凭借某些先天因素，比如交通位置显要，便于上级视察参观；比如自身条件就好，锦上添花总比白手起家来得容易；等等。有时候也需要点“运气”，某个深山老林里的破败村子或许会因为某领导某次临时起意的突然造访而被发现，瞬间咸鱼翻身。对家乡这种另起炉灶的撤村并居式社区建设来讲，排除其他有利因素（比如村级班子治理能力）外，交通位置便显得尤为重要。社区建设每一步都是硬骨头，拆村难，征地难，建楼难，建社区后治理也难。拆迁要“和谐”“无震荡”，征地要补偿合理，安置要妥当，建楼和公共设施要及时配套，一桩桩一件件都在考验地方政府的脑瓜子手腕子和钱袋子。因此，面上名义性的社区化，重点打造若干实实在在的典型就成为比较现实的策略。至于那些“名义社区”何时“实体化”则可以利用造典型争取来的时间“徐徐图之”。或许还在“徐徐”，上面政策就变了也未可知啊。。。

典型们独享雨露往往引来非典型们的羡慕嫉妒，马太效应更会助推这种情绪的滋长。从表面上看，这是“典型”的幸运和“普通”的不幸。可是，社区建设这件事，却给家乡人民实实在在上了一课（当然领悟程度不一），其实“典型”和“普通”的关系没那么简单。作为一个普通村，固然因为很难引起“上面”注意而失去了很多资源，却阴差阳错地少受了很多折腾。我们若像ABCDE村那样位于交通要道边，说不定已然享受不到这单家独院的宽敞宜居，享受不到老街坊们世代相聚结下的恩怨情仇，说不定要用很多年来适应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学着去跟成百上千摸不透脾气性格的陌生人相处。农民嘛，就求个生活安稳。安稳源自对生活的自然人文环境的了然于胸，源自对聚居同伴的知根知底，源自对过去未来的明确预期。几十年来天翻地覆的农村变革尚未被完全消化，近十年来市场化引起的自生自发的社会变迁也是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至少，村子还在，老少爷们还在，还可以做个心满意足体面有尊严的农民。有个安稳的农村回得去，便可以做个流动的农民出的去。年轻人到工厂里从事单调乏味的流水作业，中年人则去建筑工地盖自己和子女都买不起的楼房，劳动的价值不是从直接的劳动产品中获得，而是从乡亲父老街头巷议的赞许和肯定中获得，是从村庄这个熟人社会中获得。

免于折腾何尝不是作为一个普通村的幸运。

几百万个免于折腾的普通村又何尝不是中国的幸运。

为数以亿计的农民提供安稳的幸福既是一种战略胸襟，也是起码的人道主义。

2014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