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薇:春节散记

     

    我十五岁离家去外地读书,每年春节,学校放假,有钱没钱,回家过年都是一年到头心底里最大的期盼。听母亲说,当年她还在和我父亲书信往来的时候,我爷爷因患食道癌医治无效,年仅53岁就去世了。再后来,我还在母亲腹中不足三个月大的时候,我奶奶也不幸因病辞世。奶奶一辈子生育了四个儿女,我的两个大姑姑,我父亲和一个最小的姑姑。因为家中只有我父亲独个排行第三的男子,我爷爷在生前便遵照那时候乡里招赘纳婿的习俗,把作为长女的大姑姑留在农村,帮扶着立起门户,后来我的二姑姑则招工远嫁去了松滋。等到爷爷奶奶相继逝世,父亲师范毕业与母亲结婚,便跟大姑姑和大姑父分家,离开了农村。我虽然从小到大没有在老家农村长期生活过,但自7岁入学,升读初中以前,几乎每年寒暑假都要回农村大姑姑家,用母亲的话说,那里是曾经的“主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我都是家族里同辈人中年龄较小的,儿时在田野广袤、山青水绿、花鸟虫鸣的乡间,跟着长辈和哥哥姐姐们度过了自由烂漫的孩童时光。

    长大以后,我才慢慢理解,我父亲真真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中国男人,在他骨子里,血脉亲情、责任道义、光荣梦想始终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新春佳节,回家团圆,自然是无以撼动的头等大事。以至于这些年来,他和母亲在南方教书,我在北方读书,春节一放假,一家人都要一门心地走南往北,朝着家的方向迈进。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常常是每年的腊月二十八或二十九,即便风雪飘零,道路坑洼,泥泞,一家人都要毅然挺立着奔回大姑姑家,跟现如今四轮小车里的温暖舒适比起来,那时候人裸露在二轮交通工具上所要遭受的暴风雨雪,刺骨寒冷和艰难险阻,简直不堪回首,所有的长途跋涉都只为除夕夜两家人能够同聚一堂,缅怀祖德,共享家宴。

    通常,学校里学生的假期开始的时间比父母的工作日结束得早,有那么一些年份,父亲就趁着个天气良好的日子提前把我送回大姑姑家,我时常也是乐得如此,因为老家总有一群小伙伴们盼着我回去和他们一起玩耍,还有另外两个姑姑家的哥哥姐姐们也总是要回到这个属于我们共同的“主家”,而行进年终岁末,我们这些小孩子们也正好可以亲临现场,实地感受一番长辈们操办过年大业的热闹景象。

    那个时候乡里的习俗,似乎是一进入腊月,男女老少们就乐此不疲得在房前屋后忙活开了,杀猪的,宰鸡的,熏肉的,腌蛋的,灌腊肠的,还有风干咸鱼和地瓜的,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整个乡野,萦绕着各种声音,狗吠,猪啼,鸡鸣,还有嘎嘎的鸭子,哞哞的水牛和不知名的鸟儿唱;间或还会传来货郎的吆喝声,卖糖果的,换苹果的,炸米花的,磨剪子的,编竹篮,制板凳的,翻修家用器具的,声声如缕,不绝于耳;小孩儿们则大多没心没肺,大人们忙碌,我们正好肆无忌惮得在农家小院里嬉戏打闹,踢毽子,跳皮绳,打弹弓,耍陀螺,下跳跳棋,欢天喜地,好不快活。所有的这一切,因为大部分是我平素少能耳闻目见的,自然也就充满了新鲜和好奇,加之回到了自家地盘,和众多至亲的家人玩伴儿待在一起,一年的光景里,我们这群孩子们所积蓄的满腹荣耀和委屈,稍不小心,擦枪走火,一股脑儿的倾泻出来,释放地彻彻底底。儿时的记忆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总是隽永而深长,长大以后每一次重走家乡路,偶尔再次遇见记忆中的场景,我都难以掩隐地或唏嘘,或欢喜,我暗自思忖,大抵因为邂逅的是自己曾经熟悉的,所以才在不经意间撩动了心绪。

    再往后,我的哥哥姐姐们陆陆续续地进入高中,念完大学,甚至更高,参加了工作,我也快读完小学,开始上初中。那个时候,似乎我们每个人的心上都日渐萌发出了一种人生即将正式驶入快车道的懵懂,这也许是得之于父母亲人的良苦教诲,又也许是来之于周遭同龄群体在无形中制造出的社会压力,这种无以名状的潜意识,在一个人的骨子里,一旦种下,遏制不住地生根发芽。如此驱动之下,我们这群儿时的小伙伴们也就自顾自地一心向学,而无暇顾及其他了。突然间,每年寒暑假再回老家,人一下子都变得像走过场似的,看望长辈,问候一番,只做短暂的停留,随即离开。就这样,我也日渐疏远了农村的生产生活,从此五谷不分。

    清楚地记得,在我即将结束小学生涯的时候,市里的最高学府,钟祥一中附属的兰台实验初中,率先在全市范围内面向全体应届小学毕业生举行了一次公开性的选拔考试。当时,学校给出的招生入学条件是:凡自愿参加我校自主举行的招生入学考试,语文、数学两科成绩分别达到60分及以上,两门总分成绩达到150分及以上,且一次性缴纳三年学费共计壹万元人民币者,三年之后,如果该生中考成绩达到我校高中部划定的基本入学分数线,学校承诺届时一次性退还三年学费;如未达到,则免交入读费直通我校高中部;最后还抛出了惹人眼球的亮点,凡两科考试成绩在全体考生中排名位居前十者,免缴三年学费,特招入学。因为是首次大型的,提前批次的选拔优秀学子,我周围的同学,几乎每家每户的家长都前往报名,像一窝蜂地赶着给自家小孩儿做成年礼前的总结性体检。遇上这种事情,我妈自然也是要求我必须参与的,我爸则从旁刺激,还许诺我说,如果能够考进前十,就义无返顾地拿一万块钱让我进兰台。我知道,当时父亲的月工资不过数百元,况且真是考进了前十,人家学校也是不收学费的。等捱到报名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我勉勉强强地踱步到学校的报名窗口,悻悻报出名字,拿到考试单,赫然在目的白纸黑色,第638号,顷刻间,一股无边的落寞袭上心来。天知道,半个月后,鬼使神差的,等我拿到考试成绩单,语文97,数学93。从窗口递给我成绩单的老师还报喜道,“小姑娘,不错啊,排名并列第七”。我始终不知道,报名的当天,在我之后,是否还有其他小朋友如我一般迟迟赶到,我也不知道,那个跟我得到同样分数的小人儿是何方人物,甚至,我还一度幻想过,在我前面,会不会还存在同样并列着的无数个第六、第五、第四、第三……而我只知道,在这以后的年月里,在我长达近二十余年的学生生涯中,虽然历经大大小小数百场考试,遗憾的是,无论我多么刻苦发奋,再也未能斩获像当年那样,每到节庆时刻,容我在众亲友面前昂首阔步的骄人战绩。

    现在想来,对于此一事件的记忆之所以在我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大概是因为那时候几乎每年春节回乡下老家过年,我妈都要把此事翻新,重在众人面前讲述一遍,世说新语般的样儿,好像除此以外,在我身上,很难再找着其他引以自豪的业绩了。小时候,每当父母大人们围坐一团,就格外喜欢拿自家的小孩说事儿,话语里多多少少都流露着几分夸赞,有显摆的,有炫耀的,甚至还有竞争和攀比的。前段时间,看蒋雯丽导演的自传式电影《我们天上见》,一心只觉得画面中的人物真切,温柔,情感演绎地也细腻,饱满,一遍结束,忍不住再看一遍,还找来原书《姥爷》,一口气地读完,仿佛又一次回到了自己的童年。不像小时候看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听李谷一的《前门情思大碗茶》,始终有一种距离自己十分遥远的陌生感。而在蒋雯丽的电影里,剧中展现的主人公小时候作为体操队“非正式队员”插班学习,应自己姥爷要求,在众人面前表演体操,最后在一片赞誉声中,因弱小的自尊心获得极大满足后,越翻越带劲儿的情景,尤其让我印象深刻。待到稍后读原本,才发现书面文字更为真切地表露了作者的心迹,“筹拍电影的时候,我又回到了体操房,问了当年那批‘正式队员’中学得最好的、现任体操队教练的素华,‘小时候你练完体操回家,会不会给家人和邻居们表演?’,她说,‘从来没有过。’”;而“为什么自己却表演得不亦乐乎呢?是不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我在学体操,生怕没有大家的认可?这种认可,在体操房我是得不到的,只好去家人和邻居那里寻找。优秀的素华,却已无须向别人证明什么了,她知道自己是最棒的。这就如同真正富有的人,无须显示,自卑的人,反要证明自己的强悍一样”。是啊,这何尝不就是我自己小时候学拉小提琴,被我妈赶鸭子上架在众人面前表演时曾经有过的心理体验吗?

    人生的际遇,总是那么辗转难测。后来,因为我爸的工作调动,也就顾不上去纠结我的考试分数是否排名前十了,我终究没能进入心驰神往的学校,反身转道跟随父母去了他处。只是,不知怎么地,至此以后,我的心性大变,整个人脱胎换骨般,变得无比内向,木讷寡言,完全不见了小时候活脱脱的伶俐劲儿,像是出现了青春期的症状。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明明白白地意识到,我的童年,真的结束了。

    再回到过年。现在回忆起来,在所有为大年三十的年夜饭做准备工作的前期事项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要数给父亲砚墨,看他执笔写春联,我和诸位哥哥姐姐从旁牵春联,再共同贴春联,最后众人一齐赏春联了。红纸、毛笔、砚台、墨汁这些通常是大姑姑早先就从集市上买回来备齐的,落笔的内容一些是父亲拍着脑门儿创作的,一些是从春联集锦中挑选出来,适宜的,新潮的,且贴近时代脉搏的。常常是在他选定了之后,由我念出,他一边执笔抄录,一边给我们这些不解其中味的后生们解读字里行间的意蕴。那个时候的我,只觉得一笔一划造就出来的红底黑字,在父亲的口头描绘中,盎然有生趣。可恨的是自己肚子里的墨水太少,还远远达不到施展身手的水准。等到后来年岁渐长,有了一些笔墨的积淀,却发现没有了用武之地。现代大众传播工具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人们活跃在移动互联网、微博、微信这些新兴媒介上,一条短信,一则微博,通过移动手机,互联网平台,传输速率之快,匪夷所思。平日里人们忙碌的节奏也延续到节假日,好像很难再心闲气定,独运匠心地撰写贺辞了,常常是一条信息,重复性地转来转去,好无真心实意,敷衍塞责。中国的城镇化,近年来急速推进,乡村工业大规模兴起,广大农民在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下,可支配经济收入大幅提高,走街串巷的时候,很难再见到民间艺人舞文弄墨,写春联卖字画的身影。农民们都说,“去城里的大超市,买一卷带磁的春联往自家大门上一贴,比过去拿米糊糊刷上去的红纸黑字干净省事儿”。

    而在那个时候,常常是一翻过腊月二十八,到了二十九,就进入大年三十的倒计时,为庄严而盛大的除夕家宴做最后准备的几项工作紧锣密鼓地铺展开来了。每到这个时候,我心里或多或少都有几分茫然和惶恐,大人们忙前忙后,小孩儿插不上手,只能像个小老鼠一样窜来窜去地观摩。唯一一件让我有参与感的事情是大年三十的早上,大姑要指定人选奔赴十里开外的一遍山地给爷爷奶奶上坟,邀请二老回家过年。在我大姑和父亲两人的观念里,大年三十,祭拜祖坟,儿女一辈和孙子女一辈,两代人中都应该派出代表,大姑自己要准备两家人的团年饭,抽不开身,祭祀大业就自然落在大姑父和我父亲身上了。我堂哥因为是大姑家唯一的一个儿子,作为爷爷奶奶的独孙儿,理所应当地他要与两个大人一同前往。只是我始终没闹明白,那个时候的他,为什么无论大人们如何讲大道理,甚至死乞白赖地拉着拽着他去上坟,他都满心的不情愿。是因为上山的路途遥远,担心遭遇暴风雨雪,路湿脚滑?还是打一出生下来,就未曾与两位老人谋过一面,近坟生怯,情感上存在无法弥合的鸿沟?每每这个时候,我就像个和事佬样儿的,无知无畏,自告奋勇地挺身上前,向大人们表示,我愿意代替哥哥去给爷爷奶奶上坟,话语里总有几分昭告世人“我在这个家里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意味。我就这样争得了在一些年份里跟父辈同去给我那只能凭借泛白的老照片想象其音容笑貌的爷爷奶奶祭拜的机会。

    记忆中通往墓地的道路实在漫长,小时候的交通不像现在这么便利,蜿蜒崎岖的山路,小车子是开不进去的,只能步行,等到捱过高低不一的杂草丛林,爬上山头,人才总算是到了老人的墓前。父亲告诉我说,爷爷生前就相中了这个地方,嘱咐四个儿女在其死后将尸骨埋葬于此。因为地势较高,视野开阔,坐北朝南,且后有靠山,从风水上讲,但凡有行将就木的老人苦心孤诣地谋求一个好的安身之所,背后大都流露着祛灾避祸,祈福子孙后代的深远思虑。父亲常常先站在墓前冲着坟头低语,“爹啊,您儿子,大女婿,带着小孙女看您来呐”。随后才转身顺着下山的方向,凝神远眺,思索一会,间或与大姑父交谈几句。我紧跟在旁,默默听着,好像在说山下负责帮忙照看墓地的哪位不知名儿的远房亲戚,还要感慨一下墓地周边自然生态的变化。如此絮叨之后,父亲才会转过身来,再俯下去拔除墓碑前后左右的杂草,我虽然听不明白也理不清楚他们谈话中的人物关系,但除草扫碑之类的动作,还是会照样儿跟着做。经过一番简单的料理,紧接着的就是烧纸,跪拜,三叩首,最后起身点燃鞭炮。从鞭炮炸响的第一声起,父亲再说一句,“爹啊,跟我们一起回家过年”。看着最后一节鞭炮燃放完毕,炮声落地,我们才能安心离去。

    我所亲历的上述祭拜过程,应该算是相当简洁明快的。当然,在我父亲一辈,对故去亲人的祭奠和缅怀,远不止于此。我想起,母亲曾经告诉我说,“你爸爸早年用过一个笔名,取你奶奶姓氏的谐音字后缀于你爷爷的姓氏”;在我脑海中,还浮现出,小时候父亲陪我诵读朱自清的《背影》,莫怀戚的《散步》,朱德《回忆我的母亲》,鲁迅的《故乡》,史铁生《秋天的怀念》……这些名家篇章时的一幕幕场景,现在想来,依旧如坐春风。人心既从中接受了教化,哀思也得以寄托。今年的除夕夜,新年的钟声刚落不久,我83岁的姥爷逝世了。接到我大舅从福利院传来的消息,我母亲一时间抑制不住悲痛,泣不成声。我在一旁,茫然无措,是啊,让悲伤尽情地来吧!姥爷走了,您还有我们这些亲人!那几日,我正好在家看《潜伏》,我脑子里,突然想到,余则成这个原本只“信仰生活,信仰爱情”的男人,直到亲手掀开白布,才愿意相信,左蓝真的不在了。面对死亡,余则成悲痛的泪水流淌在心底。他只能去读左蓝留下来的《为人民服务》,我想,那个时候的余则成,应该比任何人都懂得,“对于有信仰的人,死乃永生之门”。

    我还记得,本科三年级的暑假,跟着众师长在大冶农科村调研,当村民们向我们讲述村落农民集体祭祀房族祖先的过程时,我听着,只觉得实在是繁冗驳杂,云山雾绕,依着我当时鼓噪难平的心气,真真是百般煎熬,难忍卒听。咳,到底是自己熟悉的,格外兴致盎然,农民大叔讲得滔滔不绝。我却心猿意马,自顾自得瞎想,古往今来,无论什么性质的祭祀活动,开展的频次,规模的大小,悼念的对象,仪式和程序,等等,核心的东西全在乎它们内涵的精神力量,所有形式,在我看来,尽可付之阙如,更毋论其间存在的繁文缛节,甚至遗风陋俗。

    丧葬文化经历了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历史沿革。《论语·为政》篇,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礼记·中庸》载:“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受传统儒家孝文化强调隆丧厚葬思想的影响,自古以来我国民间社会就广泛施行着各种繁琐不一的丧葬仪式。儒释道三教中的祭祀活动,在某些王朝,因为顺应了统治者的意志,曾经几度甚嚣尘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破除四旧,民间地方传统宗族势力受到打压,祠堂、宗庙等祭祀场所也惨遭毁损。毛主席在延安发出“丧事简办”的号召,“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2009年,民政部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殡葬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近些年来,丧葬陋俗死灰复燃,封建迷信活动重新活跃,一些社会乱象亟需整治。去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指出,“党员、干部应当带头文明祭奠、低碳祭扫,主动采用敬献鲜花、植树绿化、踏青遥祭、经典诵读等方式缅怀故人,弘扬慎终追远等优秀传统文化,不得在林区、景区等禁火区域焚烧纸钱、燃放鞭炮……带领群众逐步从注重实地实物祭扫转移到以精神传承为主上来”,从中可以管窥现代国家力量在殡葬领域的渗透力度。殡葬改革的成败,最终在乎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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