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倩：回家记

我出生在城市。城市人一个特点是，没有农村居民那么明显的集体感。他们可以说“我们村”、“我们庄”、“我们镇”，我们却很少把自己视为一个大的共同体的成员，我们很少说“我们市”。城市居民在陌生人的包围中，常常觉得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只是庞大的城市中不起眼的一分子，好似汪洋中的一滴水，对城市的建设和宏观规划也没有那么强的参与感。城市居民对不相关的人也会冷漠很多。在农村，一个在外上学的孩子回乡，可能会引来四邻八舍的关心和围观，在城市里，对门的邻居都未必知道你的孩子在哪里上学。不是熟人社会，虽然很难得到其他人的支援，但也有一些好处，比如不用太在乎别人的看法，舆论和群体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孤独带来的是自得其乐的自由。身处陌生人之间，有一种类似于“隐身”的快乐，不然怎么说“大隐隐于市”呢。这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可能会更明显。比如经典的结婚问题，龚为纲师兄带女友会回家过年会成为他们村的一个公共事件，这在城市里是不可能的。我到北京后，见了很多三十岁左右未婚的男女，没人觉得不正常，“剩男剩女”的压力是有，但绝对没有农村那么强烈。人们会认为，不结婚是人家的私事，自己不要多管闲事，也不要妄加议论。

这次回家，一个强烈的感受是，父母老了，奶奶老了，身体都大不如前。奶奶因为腰疼住院，使我对医保制度有了切身的认识。住院比门诊省钱，因为医保承担的比例不同。奶奶临床的病人是农保，到地市级的大医院看病，自己的花费明显更多。何时能够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筹的医疗保险制度，实在是一个关乎社会公平和人们生活水平的大事。不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悲剧会不断发生。在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黄渤唱的《我的要求不算高》，可以说唱出了人们的心声：八十平米的小窝，还有一个温柔的老婆，孩子能顺利上大学，毕业就有好工作，每天上下班很畅通，没有早晚交通高峰……养老生病不差钱，有政府来买单。这就是我的中国梦，它很小也很普通，我不求变成龙和凤，我只想活在幸福中……

在北京和徐州的一个共同的感受是：空气质量越发差了，雾霾天气太多了。而私家车还在不停地增长着。现在小汽车似乎跟房子一起，变成了生活的必需品，小汽车可以跟八十年代每家一辆的自行车相比了，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奢侈品。我在北京中关村路段，每天都觉得天灰蒙蒙的，而去了农大、林大那边，就觉得空气立刻好了很多。回到徐州，发现徐州竟然堵车，这在我上大学时都是不可想象的，短短几年间，徐州的私家车以每天三百辆的速度增长着。其实我觉得这种消费观是不正常的。总觉得现在的汽车尾气排放以及由此导致的糟糕的空气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是背道而驰的。现在这种极端消耗型的消费观，和人们停不下来的消费欲望，究竟会把环境的恶劣程度推致什么地步，想想就让人觉得害怕。空气微尘的增加，特别是“PM2.5”的增加，会大大增加呼吸道疾病的发生率，比如可怕的“慢肺阻”，在北大校医院我已经看到了对“慢肺阻”系列疾病的宣传。北京的雾霾天气持续下去，这个城市必然会变成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地区。到时候，“逃离北上广”这句口号将会增添新的内涵。

住房、医疗、交通、空气质量这一系列问题，让我开始重新思考我们的城市化进程。既要高水平的生活质量又要公平的社会原则，这意味着人们对高水平的生活有着共同的追求，城市化进程一旦开启，只会停不下来，而这一过程很难是可逆的。我们当然希望人人享有高水平的医疗保险、人人有小车开、人人住楼房，但是这是我们这个社会承载的起的吗？或者说怎么将社会的承载能力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统一起来？

我在家只呆了短短两个星期。实事求是地说，北京浓郁的人文氛围、便利的生活条件、先进的理念、开阔的国际视野、规范的学术和就业环境，以及大量的文化资源已让我不由自主爱上了这个城市。但是家乡的山清水秀、安逸的生活节奏、相对低廉的房价和浓浓的亲情、几代积累的人际关系网络也令我难以割舍。我们这种来自小城市的人，在中国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因为自身的某个机缘和某种才能，被自发地或被动地卷入时代的洪流，成为在回家和不回家之间徘徊的人，这可能与来自农村的同学那一去不回头的绝决背影还有所差别。唯一能确定的是，北京带给我的成长和提升将令我受益终生，我也将永远怀着甜蜜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