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宏宇：小镇“回乡难”

    家乡是一个人的根，古往今来不乏以游子思乡之情为意涵的优美文学作品，可当今，虽思乡之情犹在，对很多异地求学、外出务工的人来说，家乡更多的是成为居于心底一隅的寂寞符号，成为了回不去的他乡。对难得的返乡契机而言，用既熟悉又陌生来形容是很恰当的，细细想来，汉语中的成对的反义词组是很别致的，反义词并不仅仅是位于一条轴线上孤立的两个端点，其间的千丝万缕别有一番滋味。就我看，家乡是远的，从我的家乡抵武汉，至少有二十多个小时的车程，绵延两千五百公里。家乡又是近的，外出求学数年，故乡熟悉的场景不仅曾让我魂牵梦绕，更是在陌生城市中的偶然一瞥就足以让我的思绪回到家乡。家乡是大的，有着儿时牵着爷爷的手需要一整天才能逛完熙熙攘攘的“街里”，家乡又是小的，放眼望去，曾经转不完的街道原来不过是个很小的地方。我的家乡在黑龙江五常的一个小镇上，我在对冬季初雪的期待中生活、成长的地方。

小时候，镇上是有很多厂子的，成规模的有曙光机械厂、锅炉厂、水泥厂、酒厂、拖拉机厂、种子库这几家。在教科书里接受的教育多是乡镇应该成为城市的后方战略线，因为城市的空间有限以及环境污染的可能危害，工厂、企业多应在临近城市的乡镇安营扎寨，一方面可以缓解城市的生存压力，另一方面能够吸纳乡镇剩余劳动力，有很积极的作用。如今，昔日遍地开花的工厂只剩下酒厂一枝独秀，市场化浪潮的洗礼下，其他厂子或是搬走或是倒闭了。

市场化是指市场作为解决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等基础手段的一种状态，意味着政府对经济的放松管制、工业产权的私有化影响。深入到乡镇的市场效应对家乡来说，有些猝不及防。人们以高度企盼新制度、新机遇的热情所着手进行的工业改造是欠缺一些理性思考的。各个工厂的应对各异，锅炉厂、机械厂、拖拉机厂因设备陈旧，市场出路有限，宣告破产，所有员工买断工龄。虽然这一不合理的举措随着《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已经废止，但买断工龄下一批人至今仍有着政策改革的印记。我的大伯是买断的积极拥护者，当时，在具体单位的买断方案还没有正式出台前，大爷就兴奋的对我的爷爷奶奶介绍买断是个好机会，一个人能分到两三万元，并以这笔钱为基础畅想了辉煌的未来。突来的几万元成为了普通人生活中的莫名惊喜，自然成为街头巷议的热点。如此的形势下，大伯变得更加迫切，时时关注最新的动态，生怕少分了一杯羹。现在来看，对同一批的四十多岁的老工人而言，当时的买断对大多数人而言是直接断送了一辈子的职业生涯。已错过青壮年的他们在人员缩减的环境下很难再找到称心的工作，很多人几年间花光了这几万元的本钱。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对以后打算，而是金钱的匮乏一直是小镇人的心病，限制着人们的一举一动，很多人也把自己的不成功归结为没有足够的金钱，而这一笔数额不小的金钱很容易的就被直接换算成能够下金蛋的鸡，一笔充足的投资资金，而实际上，钱真的到手后又开始畏首畏尾，举棋不定，那些宏图大志也像是酒醒后就消失的胡话一般不会再提了。大爷和大娘的晚年生活是很操劳的，和小儿子住在一起，代际间的差异使他们难免因一些柴米油盐的小事争吵，婆媳间的不和使大娘总会偷偷掉眼泪，六十多岁的大娘还要为一日三餐操劳，而孙子的出生、上学又给她不断增添新的任务。

种子库、水泥厂、酒厂几乎在同一时刻都走上了私人化道路。因经营不善，种子库与七年前宣布倒闭；水泥厂虽也负债累累，但好在水泥还有一定销路，惨淡经营；酒厂是经营有序的唯一例证，不仅持续扩大厂房，增收招工人数，而且开发新产品，扩大经营范围，下属的水厂经营也有模有样，而今公司的建筑面积近六万平方米，固定资产上亿元。人们提到酒厂的厂长会说“他可真是个人精儿”，“天生是做生意的料”。

镇上的个人崇拜是很直白的，除去对数目颇多的个人资产的艳羡，人们还不得不承认酒厂负责人的脑袋瓜儿。时间长了，厂长的事迹更有了一些传奇色彩。相传，当水源地刚刚开发时，厂长驱车去考察，刚走一半，车抛锚了，无奈停在路边，厂长转而乘坐汽车，而汽车也出现了故障，更有人说真实的场景是刹车失灵，汽车一路狂飙到山路边缘停下。在修车途中，有人对厂长说，今天的事情很是邪门，是老天不让咱做水的生意，厂长则坚定的说，老天给我越多的坎儿，说明收获就越大。厂长无疑是镇上的能人，关于他的个人经历也越传越多，越传越神奇。这种效应大范围的的强化着，一个让你越是做出了成就，也就会收获更多的赞美，当然，其间的传奇色彩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们对他的尊崇。

工厂的发展不仅要有带头人的个人魅力，也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科技是工业发展的持久动力，先前倒闭工厂的原因也有一部分是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动力不足。去年，酒厂招来三名从小镇走出去的大学生引来热议，其中的小赵说“刚来厂里时，一介绍都会先说这就是新来的大学生。”似乎人们都期待着，大学生将成为一针加速剂，带动工厂的快速发展。而今年，了解到这三名大学生已经走了两个，拿着三千元左右的工资，在厂里颇受同事礼待、领导器重的大学生怎么不满一年就离开工作岗位了呢？就薪资标准而言，三千元在小镇上算是不低的工资，对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也是很值得考虑的。就工作本身而言，三名大学生分别在研发部、市场部和销售部工作，除了为数不多的出差外，其余时间都是“坐办公室”的，早八点晚五点，周六周日及法定假日的正常假期，这一点也挑不出毛病。已经离开的小张的经历似乎能给我们一定的启示。她说，自己的镇上的工作地点让她在同学间感到很难为情，而亲朋好友也多次劝她的父母给她找一份在哈尔滨市里的工作，虽然都承认她的工资还不错，工作也轻松。

的确，在很多人的意识里，大城市是和高工资、好工作划上等号的。城市能吸纳很多的就业岗位，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可现今的职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不仅有应届大学生的参与，也有很多低学历的群体也争相加入其中，乡镇上的实力企业仍得不到大学生退一步转身青睐的原因为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乡镇作为一个地域符号的消极影响。诚然，城乡差距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也引发了人们对城乡的分割性的、一边倒的认识：城市是高工资的、岗位多的、有挑战性的、潜力大的；乡镇是低工资的、岗位少的、平淡无奇的、潜力小的。很少会有大学生会主动选择农村，我的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家乡村官的面试，思考再三却放弃考试，用他的话说是“我不是怕我考不上，而是怕考上了怎么办？”这里返乡工作不仅有相较于城市工作的低人一等的差异情感，而且亲朋好友还将其指向对个人能力的怀疑，回乡不意味着回报家乡的荣耀、感恩之举，而成为无法应对市场竞争，个人能力低下的托词，很少人能坚定的应对左邻右舍或亲朋好友的善意的引导和劝诫的。

乡镇期待着教育的反哺，而真正发于心的返乡举动，不是单凭提高薪资待遇、改善工作环境就能实现的，当下应呼吁一种关于家乡伦理的教育，不是说找不到大城市的工作，回家脸上无光，而是说有学历，有能力找不到好工作，回家有失颜面，而为家乡工作，回馈家乡应属好工作中的中上乘。现在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资源，更多的学子转向家门外求学，撤点并校紧追慢赶，却仍很难挽回教育资源不平等下的选择差异，学子的脚步越走越快，也越走越远，家乡的牵扯变得更加脆弱与无奈。一种家乡伦理应融入到从小的书本教育中，应贯彻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上。这并不是说返乡是一种必然选择，而是说把返乡列为与在城市工作并列的天平上，的确，城市中的优势资源增加了城市一端的重量，而家乡伦理正是为家乡一端施重的手段。个人选择是不应强行干预的，但我们可以选择完善应该平等的选项。

这一完善是很必要的，甚至是迫切的，对小镇而言尤为如此。小镇是位于城—乡的中层尴尬的地位上。乡这一层及发展很快，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到镇上或更高层级的地域居住，并正在这里谋生、送子女接受教育，这一群体人数是不容小窥的，而在这些人对小镇居民的生存空间挤压的同时，小镇的人才输出却不如乡镇间通畅，主要原因在于不同于乡镇间各方指标量的差距，镇到县、到城市间的距离却有着质的差异。以教育中的入学比率为例，乡镇间的资源差异较小，从乡级小学到镇上的初中，或者镇上的初中至镇上的高中间的平级流动的人数比例是很大的，是宽口径的输入，而从镇上小学到线上初中，镇上初中到县上高中的层级流动的人数则存在控制比例的差额筛选机制。要缓解小镇的这份尴尬，不仅要小镇加快发展步伐，招商引资，拓展生存发展空间，还要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力争达到起点的平等，或者直接的、基本的资源城镇分配的均等。

徐宏宇，硕士生，黑龙江五常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