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文化建设要彰显公共性

——回惠村记

          刘  洋

    一

我的老家在豫东，春节返乡听母亲说村庄有了一个新的变化，村里成立了腰鼓队。不过村里的腰鼓队有些奇怪，平时不在村庄表演，一到礼拜堂，就表演的热火朝天。

母亲说的礼拜堂，是邻村按照三自原则办起的基督教会点，辐射有附近6个村庄。到了礼拜堂才发现，表演的不仅有本村的腰鼓队，还有其他村八十岁的老太太打快板、六十多岁的老人组合耍扇子、三四十岁的大姑娘小媳妇儿表演小品、甚至还有小学生跳舞唱赞美诗。表演之投入，气氛之热烈很具有感染力。

（图1 由留守妇女组成的腰鼓队在礼拜堂表演打腰鼓）

相比礼拜堂，村庄里的气氛就淡多了，集体文化活动是看不到的，甚至有村民跟我说连炮仗都懒得放了。村道上稀稀疏疏站些人，看见我显得很高兴，聚拢来跟我聊，“别说平时很冷清，现在过年也没有气氛，大人没感觉，小孩也不兴奋了”。他们把这归结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卫星电视的普及。“每家人平时都能吃肉喝酒，谁还稀罕过年呢？”，“家家都安装了接收卫星信号的‘天线锅’，都窝在家里看电视呢”。村民们说4里外的石村有一个文化活动大院，是由我原来的初中母校旧址改造而成，但因为缺乏资金，没有文化活动设施而荒废，平时大门紧锁，被一些种植大户占据放置机械等杂物。那么村民闲暇做什么？也只有打打麻将、玩玩扑克、聊聊天了。

（图2：村民的闲暇主要用于打麻将）

聊天也不能瞎聊，村庄里的事情是不能乱聊的，聊不好会出事。一位大娘跟我说，“现在的人都很恶，你比他们强，他们要找你茬；比他们差，他们看不起你欺负你，关系太紧张，不好相处。”不聊村庄人和事，那就只能天南海北天马行空，谈谈习主席的出访，聊聊日本首相的不靠谱。闲言碎语、家长里短不见了，村庄里发生的事一律成为别人的私事，盗伐河堤上的树木、偷采河里的淤沙大家都知道大家都不谈，久而久之村庄失去了“公共性”。

（图3：河堤上的树木被本村人盗伐后留下的大坑）

公共性指涉的是个体参与公共活动，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取向的精神，失去公共性的村庄是没有吸引力的。我有个表妹在广州读研究生，她来我家走亲戚时说，她过年回来不是因为村庄，而是因为家庭。很多小时的玩伴也对我说，要是能够把妻儿老小接到城市去，那肯定不再回村庄。

二

与大多数中西部村庄一样，老家惠村是一个农业型村庄，家家的青年人要外出打工，在家留守的是在家带孩子的妇女和不便外出打工的老人，在这样人财物大量流出的村庄，咋看起来，文化活动还真是难搞起来。

但是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为什么礼拜堂就可以搞起红红火火的文化活动来呢？这个很难用宗教的感召效应来解释，因为大多数所谓的信教者其实并不是真的信教，我问过很多老人，她们跟我说来礼拜堂不是要听讲经人讲经，想听也听不懂，她们去基督教点就是因为那里热闹，还有那里教人向善、孝敬父母、人人平等、不打人不骂人，这些他们不但听的懂，而且还津津乐道。

意思很明白，礼拜堂之所以能聚拢起人，首先是成了一个交往的平台，可以使留守的妇女老人们在一起相互倾诉，相互安慰。更重要的是这里存在着一种公共性，一种平时在村里要回避的公共性，在这里可以公开教训那些不孝敬父母的儿媳妇，偷鸡摸狗损害他人利益的二流子，私下偷情不遵守伦理道德的越轨者，仗势欺人的为富不仁者，因为这里不是以私人的名义，这里是以“基督”之名，以基督之名是不怕得罪人的。

礼拜堂能组织起文化活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种村民对“公共性”的需要。在社会学里有个“安全阀”机制的概念，这里的惠村也一样，平时的激烈竞争和紧张关系、对村庄事情的不满总要有个释放和表达的空间以避免公开的冲突，这时候文化活动往往是最好的途径。例如有个节目表演的是四个人从不信教到信教的故事，抛开形式不讲，这里面的内容其实是对四种人的批判：一是挑拨离间，喜欢嚼舌根的人；二是仗势欺人，倚强凌弱的人；三是只想着挣钱，置穷亲戚于不顾的人；四是看不上老人，认为老人是“废品”的人。小品批判了这些不顾集体利益和道德规范的行为，强化了村庄中的公共价值理念，因为不指名道姓，被批判的人往往能够悄然接受并有所醒悟，观众也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对共同价值规范的温习。在这里，公共性和文化活动构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强化的关系。

（图4：四位老人在礼拜堂活动组织者的帮助下表演小品）

 礼拜堂能办起这样的文化活动还在于其活动保障。除了有场所、有简单的道具之外，他们还注意培训挖掘骨干和积极分子，例如出资培训活泼大方的青年妇女学习钢琴乐器、发动退了休的老校长担任文化活动组织者等。另外，他们的剧本也很贴近村民的日常生活，注意运用广受村民欢迎的表演形式，例如当地农民都耳目能详的豫剧曲目《抬花轿》。这些节目不但是农民自编自演的，而且也是经过各基督教点广泛交流筛选的，这些都使其文化活动保持了较强的吸引力。

    三

   农村文化建设是培育农村公共性的重要途径，农民对公共性的需求又能使农村文化建设更具人气、更可持续。礼拜堂的文化活动仅是副业，其目的是要以“基督”之名来吸引更多人信教，且仅在圣诞、春节两个时间点举行。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当以“人民”之名办起农民喜闻乐见的具有公共性的可持续的文化活动。

农民的智慧是无穷的，群众的文化细胞也是无穷的。在座无虚席热闹非凡的演出现场可以体会到，即使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中西部农业地区，公共文化活动也完全大有可为，妇女能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力，老人也能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

农村文化建设要彰显公共性，这不仅是文化建设的主要功能，更是吸引农民广泛参与的原因所在。通过文化活动，村民们能够充分展现自身的才华和价值，表达自己对村庄事件的态度和意见，唤起村民对公共规则的关注；同时还可以舒缓因竞争导致的紧张的心理状态，调节因分化产生的潜在的阶层矛盾，这才是农村文化活动能够长久有力持续下去的关键。

要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彰显公共性，不是修一座书屋，放一场电影那么简单，更需要调整当前的农村文化建设政策：重点支持开展农民集体合作的文化活动，例如文艺汇演、运动会、日常广场舞、节庆舞龙狮等；重点支持开展体现公序良俗、群众喜闻乐见、贴近农民日常生活的文化活动，例如彰显伦理道德规范的戏剧曲艺巡演、弘扬集体道德风尚的“文明农民”、“好婆婆”、“好媳妇”评选评比活动等。还需要撬动社会资本、加大资金投入，保证文化场所、基础设施到位；加大人才培养，挖掘农村文化活动骨干，并通过剧本写作比武、村庄展演等方式提高水平；加大组织保障，通过成立妇女老人文化活动协会等方式发育文化合作组织，确保公共文化活动的可持续。

这样的农村文化建设，能使留守村庄的村民多一层生活的意义，使漂泊在外的游子多一份萦绕的乡愁，使村庄不再是一个亟待逃离的地方，而真正成为一个心可归宿的精神家园。

（作者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