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悲剧是如何形成的
一、边界之路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民谣描写的是江南水乡走亲访友的交通方式，我的家在华北平原，出行走的是旱路，但自从到外地读初中以来的14年里，我每次上学回家、走亲访友都深深的感受到家乡交通的不便，交通不便的主要原因就是我的家乡魏村位于两市、两县、两镇的交界地带，属于“边界之村”，即位于开封市杞县与商丘市睢县的交界处以及睢县长岗镇与后台乡的交界处，也就是说往西800米的王村或者往南1000米的常村就是他乡——后台乡，往北1500米的马寨就是他县——杞县。我的姥姥家是杞县的，因而要常常往北方走，我读初中是在后台乡，因而常常需要向南或向西走通过王村或者鲁村，最经常走的路就是往东去乡镇和县城。因而，处于边界之村的我便走了这东西南北的路，也知道了这路的故事。
小时候最希望去姥姥家走亲戚，但是难以逾越就是那条长约4千米的魏村到马寨村后柏油路的土路，整条路“沟壑”遍布，即使晴天走那条路也要倍加小心，更不要提雨雪天气。和魏村一样，马寨是杞县付集镇的边界之村，柏油路只修到他们村外桥头。2014年大年初四去姥姥家拜年，在母亲的指导下，我们开车走街串巷，通过各个村庄内部的水泥路走到了姥姥家。原来那条柏油路不仅没有往前修，反而因为年久失修被废弃了。
2000年我在后台乡读初中时，后台乡就修了柏油路，这条柏油路直到魏村以西800米处的王村。当时，魏村村民计划自筹经费并请求镇政府支援将这段路接到村里，后来却不了了之。我读初中时每次往返都要经过那段土路，每逢雨雪天气，那条路被机动车轧成的沟沟便成了水渠，根本无法通行，记不清多少次扛着自行车从农田里走回家，也记不清有多少辆农用车深陷土路无法自拔。那800米的土路不知道阻断了多少人的出行，给到王村赶集赶会、做礼拜、走亲访友、做生意的农民带来多少不便。总之，这条不太长的路成了农民的恐惧。
2004年读高中时，令魏村农民皆大欢喜的是村里终于通路了！但道路是从魏村周边绕了一圈过来的，往西只修了400米，魏村到王村剩下的400米土路就永远的定格在那里，成了旧时农村的象征。政府为了节约成本、在“客观上”完成“村村通”的任务，新路从魏村绕了一圈，魏村以北到马村和马寨村（两村相距不到200米）的1000米道路没有修，魏村村民现在到马庄原本1000米的距离却要走5、6千米的柏油路。
2006年读大学回家就感到公交车在路上颠簸的厉害，后来才知道，这条通镇柏油路不到3年就已经破烂不堪了。这条通镇柏油路修建的又薄又窄，根本经不起重型车辆行驶，很快就出现了柏油脱落处处可见土坑的现象。2007年令魏村村民高兴的是，村内道路开始修建了。母亲打电话兴奋的对我说，“村内修了水泥路，你上学再也不用走土路了。道路修到谁家门前，谁家就负责监工，水泥铺了十公分厚，道路质量好得很”！据我观察，与通镇柏油路斑驳陆离的情景不同的是，7、8年后各个村庄的村内道路完好无损。主要原因在于，村民监督施工，道路建设质量好；村民像爱惜自己东西一样爱惜门前的道路，道路护养工作到位，这两条都是通镇公路没有做到的。今年回家过年，发现通镇的柏油路重修变成了水泥路，但是道路只修到镇西的第一个村庄马尧村，马尧村以西、以北方向还有魏村、后常等五六个村庄，经过这些村庄的通镇道路同样是破烂不堪，不知何故，政府却不再修路。
以上便是处于边界地带魏村周边道路建设的故事。如今，魏村向四个方向出行的道路无一不存在问题：东面方向，马尧村到魏村的通镇道路已经严重破损却多年不见修补；西面方向，魏村与后台乡王村的400米道路14年来至今未通；南边方向，魏村与后台乡鲁村（和常村）道路未通；北边方向，魏村与开封市杞县马寨村道路未通。除了向东的通镇公路之外，其他三个方向全是边界之路，解决难通的边界之路成了边界之民的心病和期盼。
二、农民的盼
梦想是对未来的美好期盼，农民的盼不是毫无价值的纸币，也不是一夜暴富的妄想，而是通过勤劳致富、政府扶持过上踏踏实实的好日子。对于农民，好日子不是肥皂剧哈哈一笑而过，也不是一台文化下乡演出的红红火火短暂景象，而是真真切切的生产生活便利和生命的幸福体验。边界之民的盼就是修通边界之路从而降低生产生活成本、便利的社会交往、享受消费娱乐，进而提升幸福感。反之，未通的边界之路就成了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成本、降低幸福感的原因。
生产生活成本提高。处于边界地带的相邻农村与其他村庄一样，房屋相邻、田地交错、婚姻社交、互通有无。没有修通的边界之路，为边界之民的耕作、收割带来很大不便。华北地区往往在收麦子、收玉米季节遇到阴雨天气，农民对于无法运出田地的小麦、玉米只好暂时不收割，小麦、玉米因此倒伏在地减产。此外，农民到周边乡镇购买农资、出售经济作物如蔬菜、瓜果同样遇到交通不便的问题。公路只通向本乡镇的修路策略成为地方政府聚拢人、物市场的手段之一。但这却加大了边界之民的生产生活成本，提高了物流交易成本，抑制了地方市场。
社会交往成本提高。农村地区婚嫁大都在方圆10公里左右，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因而也大都在方圆10公里的范围内。边界之民由于道路交通不便，不得不承受比别人更远的路途（如绕道）、交通成本去走亲访友。文章开头提到，笔者到位于另一个县区的外婆家走亲戚往往要费尽周折，这是所有要通过魏村走亲戚的人的共同经历。在这个意义上，魏村这个边缘之村却成为交通的中心和枢纽，只不过这是个无法通行的“枢纽”。农民本身的闲暇活动并不多，走亲戚、叙旧联络情感是最为重要的交往和闲暇方式之一，难行的边界之路增加了人们情感交往的难度。此外，农民到别村赶集上会因为路太差太麻烦干脆不去了，原来常常到以北马村、以西王村赶集上会的魏村村民现在已经很少前往了。还有就是，有的姑娘因为路太差而不愿意嫁到边界之村的案例并不鲜见。
降低幸福感。五年前，农民在村里见到私家车就像见了宝贝争相观看，那只是在外当官、工作、做生意的成功人士和城市人的专利和象征。今年回家过年听说村里有近20部私家车，不禁惊讶起来。众所周知，土路、破路对车的损耗极大，因而许多人不愿意买车，认为买的起开不起，私家车保养成本太高。现在道路修好了，人们有钱了，就希望通过消费体面起来。如今买了车的农民在村里扬起了头，获得了体面和尊严。可见，道路建设与私家车的兴起密不可分，与农民的尊严、幸福感高度相关。相比道路畅通的乡村，边界之村的村民虽然买了私家车，但“四面受堵”的道路状况仍令村民苦不堪言，买车的幸福感随着与别村道路状况的比较而降低。
道路不通或者道路破损已经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时间成本、生产生活成本、降低了农民的幸福感，这就好像在过着好日子的锅里撒了一把沙土，看着好看、吃着难受。如果说，时间就是生命，交通就是成本，便利就是幸福，存在就是尊严；那么处在广大边界地带的农民的盼就是修通道路从而节约时间、便利生活、提升幸福、获得存在的尊严。
三、“公”路悲剧因何而生？
边界之村魏村的道路案例在全国具有普遍性。但凡是行政区交界之处的道路往往较差，级别越小的行政区交界处的道路就越差。中国有句俗语是“一人一条龙，三人一条虫”描述的是办“共事”的集体行动困境。一家一户的事往往很好办，因为他不需要与别人打交道，交易成本内部化了；而涉及到两个独立单位的公事便往往很难办。处于交界处的道路是两个单位的“公路”，你不修我也不修，合作起来更难修，因而往往出现交界地带的公路无人修或者年久失修的“公”路悲剧。
相比山区，华北平原的道路建设成本要低很多，在国家各项惠农政策、新农村建设资金不断添增的情况下，难道地方政府就缺连接道路的那点钱吗？
事实上，对于公共财政和项目资金，地方政府最愿意做的往往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今年过年回家路过县政府，只见县政府一带的办公楼房高大气派，东西两湖被装扮得张灯结彩、煞是好看！湖中间的荒岛都被修成了古式房屋并装了夜景灯，东西两湖周边的房屋也全部被改造成古式风格，在夜景灯的照耀下，湖水倒影亭阁，我恍然觉得是在杭州西湖而不是睢县西湖。在赞叹西湖美景的时候，听到同车的农民议论说，“西湖打扮这么漂亮还不是给领导脸上添光彩！”、“不装扮怎么出政绩？不美化怎么拿钱？西湖打扮的越漂亮、当官的贪的越多！”面对西湖美景，实在难以想象农民会发出这番议论和感慨，然而，将西湖美景与魏村道路的社会事实放在一起，便呈现了农民心中实实在在的问题——盼望政府关注民生。
改善环境、装扮西湖、更新城市形象本无可厚非，但地方政府只顾打造形象工程，把睢县这样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打扮的像杭州，而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像拉美贫民窟，难道不是一个莫大的反讽吗？
“公”路悲剧产生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观和面子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让上级领导看到“亮点”便是地方官员的为政之道，因而那些看的见的华丽城市夜景、良好城市基础设施便是地方官员面子和政绩的来源。由此可知，将有限的公共财政和项目资金集中投入到某个“示范点”上，以达到最大的“亮点”效果便是地方的政治效果逻辑。修了边界的路，领导看不见，不出政治效果，我何必去修呢？在这样的行政逻辑下，地方政府的公共决策难免会忽视边界之民的忧愁和期盼，边界之民便不得不承受高度的生产生活成本和低度的幸福。
其实农民的生产生活、消费娱乐、婚姻社交圈是以本村为单位在方圆十公里内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个农民社区都是一个中心点、“无处非中”。行政区划切割了空间上的农民社区，却无法撼动延续已久的社交文化圈，数代先人走过的道路，当下的农民依然要走。然而，出行的道路就像过河的桥梁，如果一段未修通，就无法通向前方。在没有柏油路或水泥路时，农民走的都是一样的土路，支付相同的交通成本，相互之间是平等的。然而，一旦修了路，交通的好坏与农民的平等和幸福感便直接发送了关系。相比非边缘村庄村民，边缘村庄的村民往往要承担“公”路悲剧造成的高交通成本，作为“二等公民”的不幸福感陡然而升。原本在经济、文化、社会交往上并非边缘的边界之民因为边界之路而成了边缘之人，这种隐形的文化社会失衡岂不诡异？边界之民对道路通畅的盼，岂不是暗合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政治格言？假若地方政府能够少一些“锦上添花”多一些“雪中送炭”，岂不是民之幸？
不要小看那边界未修通的几百米土路，它是传统农村社会交通方式的留痕和见证，也是中国现代政治的一段解读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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