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春节回家，亲友相聚时，谈论的一个不变话题是卖房。
传统时，建房娶媳是农民的三大人生任务之一，其它两个是生儿子与养老送终，人活一世都是奔着这些去的。如今，大概是从七八年前开始，不兴在村庄里建房，而是流行到城镇上去建房或者买房。这个风潮由我父亲那一辈人兴起，因为也就是在2000年以后，八零后一代步入结婚年龄。给儿子建房子，是做父亲的责任，房子是根基，为每个儿子奠定根基，才能完成家庭交替，为人父才算合格。
过去，农民务农为生，聚集而居，形成村落这种集生产生活和经济文化于一体的社会团体形式。听老人讲，我们祖上江西移民来，家乡豫南与湖北麻城相邻，而麻城地区为明清时期“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的中转地，据祖坟山上的碑文显示，大概是清光绪年间。据说在这之前，我们村落这个地域的土地为黄姓所有，后来黄姓氏的人断了根，我们姓氏就逐步扎根。这种类似封建小王国的村落地域，从黄姓改为我们姓氏，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过程，并留下了先人与其它姓氏械斗牺牲的悲壮故事。这些事迹代代口耳相传，凝聚了村庄认同和血脉记忆，并由之督促激励后人们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草木的保护，就像保护我们的妻女姊妹一般，保证它们不被外姓人侵犯。
这种表现在土地上情感、责任和尊严，清晰地界定了村落的地域与社会边界。而在这个空间内部，家庭之间对资源的争夺也是激烈的，同一祖先繁衍的我们子孙被大致分为“两门”，并在地域上区分“东头”与“西头”。在这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地域内，生活着四十余户人家，因此，耕地资源宝贵，宅基地更加难得。在村落生活中，宅基地的位置与占有量，与一个小家族力量强弱高度相关。宅基地就像传统财宝一样，是爷爷或者爷爷的爷爷留下的，所以值得珍惜。如同对村落地域的保护关涉到一个姓氏的尊严一般，对宅基地的保护，就象征着这个家庭的盛衰和这辈子孙的贤肖。
在我的记忆，寻找宅基地似乎是当时每个多子女家庭的迫切任务，我本人兄弟两个，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已经为我们寻下建房子的地方。而我自己，在进学校读书之前的很多时候，开凿宅基地的场地就是我的“幼儿园”，我清楚地记住我的爷爷为我叔叔在后山青石板上开凿宅基地的不易，年幼的我也不亦乐乎地给大人们打下手，这类印象就像钢钎在青石上凿出的印痕一样深刻。
因其深刻，至今让我对家乡这片土地充满感情。甚至当我还是一个孩童时，为家乡修桥铺路已经成为我努力读书的动力，我想假设哪一天发达了，大概也一定会了这个心愿。而对家乡这样的印象和情感，恐怕至多只能存留在我这一辈，而我又算是一个喜欢观察且心智早熟的人。大多数的八零后，估计不会去体味这种维系村落传统的古老情绪。
这大概也算是乡愁。乡愁，就是老人般的体验。
与父辈们的留恋和保守不同，八零后一代接受过教育，去城市闯过，见过一点世面。在他们眼中，这个距离乡镇五公里，距离县城四十公里，至今还没有通水泥路的大别山区小村庄，是封闭和落后的，留在那里注定没有出息。的确，留守是不会有出息的。因为在人均不足一亩的土地上，无论如何也刨不出富裕。
因此，小平南巡讲话后，全村青年人都外出了，有些是小学五年级还没有读完。他们大部分是到广东，在电子厂、制衣厂一类做工。
到了2000年后，这辈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结婚就是成家立业，成家首先得有个独立安身处，这是我们老家的风俗，所以说媒“看家”环节最主要的目的是，女方看看男方是否有独立的房子。当时，这辈人中一些思想前卫或者娘家交通方便的女孩们，看不上我们老家山村这个被老人们视为“世外桃源”的地方，就提出到乡镇买宅基地建房。当村里有第一个人到隔壁新县县城的城郊农村买房子时，乡亲们都不能接受，“又不是吃商品粮的，住在那里要喝风啊！”
那时乡镇上的地皮很便宜，两间宅基地（150㎡）不过4000元。当时还上缴农业税，每亩300多元，负担很重，乡镇周边村庄的干部，将农田划为宅基地出卖，农民减少种田负担，村里和乡镇政府都得好处。买卖地皮兴旺了一段时间，我们乡镇的一条主街道就是当时买卖地皮基础上形成的。可是，山区农民太保守，没有人能预计到后来形势变化，所以买地皮的人较少。当时，我的两个叔叔正要建房，他们提出在乡镇买地皮建，我父亲主张翻修老房子，采取了第二种方案，这几年看着地皮价飞涨，我父亲和叔叔们都后悔不已。
老观念挡终究挡不住大潮流，当年轻的女孩们普遍要求在乡镇有房之后，做父亲的就争先恐后地打听乡镇上的地皮价格。这大概是在2005年以后，距离第一次买地皮高潮有七八年。2005年，乡镇的宅基地价格是两间五万元。都是乡镇上的“狠人”们开发的，他们从村民手里买来农田，平整后划为宅基地出卖。自此，乡镇地产持续升温。原公社和乡政府下属各个单位的旧公房，比如兽医站、粮管站、供销社，等等，都拍卖的拍卖，占有的占有，相续出售，再之后是公路沿线两旁的农田被占。我们乡镇有四条通向其它乡镇的公路，现在以乡镇街道为中心，沿着这四条公路的一公里范围内，都成了地产。价格也一路飙升，普通地段的地皮涨到两间十五万元，已经建成的单门独院两层房价格不低于三十万元。
三十万元，父子爷儿们拼了命的打工务农，至少也得积攒七八年，这还得儿子争气，家庭顺利。看着价格一路飙升，过去打算买而没有买的，十分后悔，准备买却没有选好房的，心急如焚，那些儿子等着要结婚的，全家都为买房焦虑，孩子还小的，也唯恐错过时机。总之，家家户户都被裹胁，因此，亲友们一见面就相互问候、打听和交流买房，既是为了获得信息，也是为了寻求亲友帮助。
经过这些年的观察，农民总结出经验：房价涨得比收入多，打一年工挣得钱还填不上地皮和房子的涨价。因此，买房要赶早！
为此，需要和不需要的，都卯足了劲为买房谋划。有闲钱的，买了吧，反正比存在银行强，钱不够的，找亲戚们凑一凑，咬牙买下，实在没钱的，就只好暗地下决心，明年在工地上干活一定要更少休息，呃，还得烟戒攒钱！
攒钱，买房！成了新时期农民经营家庭生活的核心。我粗略数了数，我们村庄里在乡镇或者县城建房买房的有十六户，那些求学工作在外地的并不算在内，超过全村三分之一。这十六户中，有九户在县城，七户在乡镇。他们中除了有三户搬到县城较早，并且多年不从事农业生产之外，其余的都是最近几年完成的。除开这三户，其余在县城买房的六户，房子常年空置着。这些家庭基本都是父母居住在村庄务农，年轻人外出打工，短时间返乡，一家人更习惯在农村生活。
县城离村庄几十公里，对于不在县城里谋生的农民来说，城里的房子纯粹是消费品，在那里居住是“坐吃山空”，农民说城里“除了空气免费，其余都得花钱”。农民没有能力，也没有理由闲住在城里。实际上，纵然是在县城里居住的那三户也都是在外地打工。
所以，在县城买房，买的更多是心理踏实和在村庄里的面子。别人买，我也得买，不为自己，也得为儿子买下，县城有房子，儿媳妇就不愁。自己没有经济能力住，再过十年八年，儿子终归要进城的，农民是这样预期的。并且，搞城镇化，消灭农村，是大潮流。这是农民对国家政策的理解。
在乡镇买房的情况略有不同，早些年，乡亲们不接受居住在乡镇上的原因是，“住在那里，没有收入，开销大”。随着打工经济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外出务工，农民这方面的疑虑逐渐打消，开始习惯于乡镇上的生活。乡镇交通方便，另一方面，中学和完小都在乡镇上，如果不买房，小孩子读书也得租房。
农民越来越觉得乡镇上生活的好处，更关键的是农民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在十年前，乡亲们的眼界还被束缚在村庄地域范围内，正如费孝通先生形容的，“半身插入了泥土里”。十足“乡土性”的农民一旦跨出村界，内心就会本能地产生莫名恐慌和无助。村界之外是陌生人社会，是他人的“地盘”，在他人的“地盘”上很难扎根。这样的心理状态，让农民觉得五公里之外的乡镇充满未知的风险。实际上，这更多是一种心理而非地理距离。传统的村落是个实体，稳固的边界塑造了农民封闭的心态，这就是乡土社会。
在观察、尝试之后，乡亲们发现乡镇并不遥远，乡镇周边大姓氏的人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面目可憎，他们人多势众，但只要不去招惹他们，也可以和睦相处。这样，农民就越来越不再以异乡的心态对待城镇上的生活。十里八乡的人汇聚在一起，当地原有社会边界被冲垮，一个新的半乡土性、半城镇化的生活方式正在兴起。
尽管逐渐习惯了乡镇上的生活，但乡亲们并没有将根搬走。老家的社会关系依然维系，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一如既往地参与。尽管不居住在一起，但心理上，还是原来的一个村、一个姓的人。
因为放不下这种根基纽带，所以乡亲们更愿意在乡镇买房子。正如当年农民觉得乡镇太遥远一样，如今农民依然觉得县城还太遥远，在那里举目无亲，就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习惯了熟人社会生活的农民，总觉得要有那么一点抓的住、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关系，才能安心。
所以，只有那些计划将来或脱离农村，或者是纯粹投资的，才会到县城买房。从当前的现实条件来看，县城确实不是农民的好出去。老家人主要是在光山和新县两个县城买房，而这两个县的工业都比较落后，县城没有能力解决农民就业。离开工业化的城市化，都是空谈，连农民都知道，“房子是买的起，住不起”。
农民觉得搬到乡镇上之后，老家的农业还可以兼顾，他们当初多是这样预计的，所以更愿意搬到乡镇。乡镇上同样没有工业就业机会，而一个两万人的乡镇（平时留守的不足几千人）商业总量是有限，所以也只能维持很少的商店经营。因此，全镇的经济来源还是主要靠外出打工。打工能攒下钱的原因是，既要外出的人省吃俭用，也需要家中留守老人务农收入维持。儿子儿媳妇两口子打工一年存下五万元，关键是家中的开支都由父母种田、种茶负担。这既是当前农民家庭经营的“两条腿走路”方式，无工（打工）不富，无农的话，儿子媳妇的工资开支家庭后，也必然所剩无几。
农民在城镇买房的钱，是这种“半工半农”经营方式支撑起来的。而一旦搬到乡镇上居住之后，农民会发现，耕种老家的田地实在不方便，所以要么抛荒，要么老人们就退回农村老家。抛荒的多半是那些需要在乡镇上照顾孙子读书的，其他的则将房子空着，或者租给那些到镇上陪读的家庭，自己回家种地。
农民，毕竟不能脱离农业。解决就业问题，才是城镇化的关键。
农民不愿意住在村里，当然与农村基础设施差有关。大多数村庄都不是新农村建设点，水利、道路等条件十来年没有改善，村庄建房的运输成本极高，破败的村庄，别说外边的姑娘看不上，就是村里的农民也觉得没有生机。还有一点，在这个大潮中，别人都搬走，你不搬也不行。像我们老家农民那样买房在当地很普遍，周围有几个村庄，都已经全部搬空。当然房地产开发者的宣传鼓动也是重要推力，隔壁一个乡镇的地产更火爆，独栋别墅已经标价80万元，当地流传着“划镇建县”的小道消息，这无非是吸引农民买房。
对于农民买房的大潮，政府应该考虑，城镇化发展的大方向。不能让城镇化变成房地产业。没有工业，以务工为主要经济来源，农业在家庭经营中发挥支撑作用，这些算是中西部农村的普遍情况。以我们这样一个小乡镇为标本，可以反思城镇化的大方针。至少对于我们家乡的农民来说，城镇化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买房，是用全部家底甚至举债，在城镇上换一栋房子。说实话，除了带来交通方便这个最大优点之外，实在看不出乡镇生活的其它优点。当然，娶媳妇更容易这就不说了。
在性质上，这种一般农业地区的乡镇既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它不具备城市和农村的生产功能，主要是居住生活和消费的地方。当前这类小城镇的繁荣是以农村的打工经济为支撑的，如果城市就业不景气，乡镇的消费性岂不是无水之源？这种生产与居住场所的分离的城镇化方式，破坏了之前的以家庭内部代际分工基础的半工半农经济模式，这样的发展方式是否可持续？乡镇居住瓦解了之前的村落社区，村落消失了，农民的根基何处安置？
除了需要在大政策层面反思之外，家乡的城镇建设还存在很多具体问题。乡镇建设主要是依托房地产进行的，而房地产又是本地的“狠人”开发的。他们看中哪块地皮，就与村干部联合，再打通政府关系，不经过征地程序，私自开发。这样的开发，就像他们本人粗暴个性一样粗放，没有审批、没有规划。乱占耕地的情况十分普遍，他们依靠暴力私自“征收”土地，引发种种社会矛盾。从开发后果来看，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十分落后，下水道、垃圾处理等都没有考虑，乡镇格局上如同一个混乱的大村庄。
城镇建设是政府的责任，这种粗放式发展与地方政府有关。在当前建设用地指标紧张的情况下，我们的这样一个偏远且经济落后的小乡镇，是不可能获得用地指标。因此，乡镇建设就以违规方式进行，政府不可能明目张胆地违反土地管理政策，就交给私人开放。地方上的“狠人”们凭借早年打架砍人的名声，主导整个过程。
鼓励农民到乡镇买房，政府有这个积极性。这是一个个地方版本的“土地财政”故事。这中间，农民十几年的财富被释放，地方政府的开支有了来源，最引人注目的是，乡亲们常会看到那些“狠人”开豪车载着年轻姑娘在街上转悠。
桂华，河南光山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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