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永军：由大姑妈的养老困境想到

我父亲姐弟三个，有两个姐姐，也就是我的姑妈，听父亲说，其实大姑妈是奶奶改嫁后带过来的，跟他是同母异父，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姐弟之间的关系，六零年他和二姑能够活下来就是靠大姑在水库修建工地上做饭的时候给他们偷点吃的回来，那时候年纪小，记忆最深的就是几乎从来没有吃饱过，所以谁给点吃的记得格外清楚，一辈子也忘不了。和父亲同一个年龄段的人中，我很少看到像父亲和姑姑这样姐弟关系这么好的，每个人都把其他两家的事情完全当做自家的事情一样放在心上，其实在农村，父亲已经算心很大的人了，却时常为大姑妈家的事情焦愁。三年前，大姑家的表姐罹患癌症去世，父亲就像自己的孩子走了一样悲痛，那年我们几个做子女的明显感觉到父亲苍老了好多。对于大姑来说，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还只是短痛，更大的痛苦是生了三个儿子，自己竟然落到和姑父一起分灶单过的地步。在农民的价值观里，人活一世不求荣贵显达，但图完满，最起码能善始善终，对于大姑妈来说，无数的艰难困苦都熬过来了，没想到在临入土的时候却又遇到了养老难题。

    在我们家乡，分家以后老人一般是跟小儿子生活在一起，大姑妈和姑父也不例外。刚分家的前几年，倒也相安无事，姑妈老两口和三嫂子还能凑合着一起过，事实上，暗地里矛盾一直在不断的积累着，只是外人不易察觉而已，直到有一天，积累到极点便一起爆发了出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嫂子要求和姑妈姑父分灶。分灶虽然没有分家那样性质严重，但是，在我们家乡总不是一件好事。在城市，婆媳之间闹矛盾，实在过不下去了，分开过反而省心，并没有伦理意义上的负面色彩，农村则不然，对儿子儿媳来说，免不了村人背后的议论谴责，而对于老人来说，即使可以动弹能够自己做饭，但总觉得一个大家庭被活生生的拆开，自己落得孤苦伶仃的下场，家事不顺就成了一块心病，同时不免为自己的送终问题担忧。虽然农村里的家事很是琐碎又无比复杂，但道理还是有得可讲，这些道理都是大家公认的，人们之间发生争吵，说得最多的就是“你要讲道理”，如果一个人不讲道理，胡搅蛮缠，就会被别人认为不可理喻而不屑搭理。家庭矛盾自家人可能纠缠其中分辨不清，而外人心中自有一杆秤，谁是谁非，大家心里一清二楚。具体到婆媳或者公媳矛盾，农村用得比较多的一个词是“贤惠”，是老人不贤惠还是儿媳不贤惠，众人在私底下议论的时候一般都能给出一个公正的评价。姑妈家的矛盾，虽然起因是姑父的脾气不好在背后骂了嫂子几句不想正好被嫂子听到了，而真正的矛盾其实是利益上的矛盾，用嫂子的话说是姑父偏心大表哥，对自己和三表哥则很刻薄。姑父偏心这事倒真不假，不过，嫂子借题发挥把没有的事情也往上边靠，趁机占领了道德制高点，把不贤惠的恶名转嫁给了老人，然后以为分灶也可以“名正言顺”了。嫂子的如意算盘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穿，说到底无非是把老人看成了拖累，一切的托词只是想方设法要甩掉这个“包袱”而已。

    嫂子不贤惠已是公认的事实，那么，三表哥干什么去了呢？关键时候，表哥却一点儿也不给力，任凭嫂子胡闹而不吭声，不过，除去性格的因素，站在他的立场上来看他也自有他的难处。表哥读过电大，文化程度比一般农民高，还学过电焊的手艺，在外面打工工资比本科毕业生还高。结婚以前，表哥在村子里算得上一表人才，挣钱多，又顾家，手又巧，很多家里用的物件自己就可以做，而且比花钱买来的更好用。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用不锈钢做了一把剑，很沉，还不生锈，我非常喜欢，可是不管我怎么软磨硬泡，表哥就是不肯送给我，那也是他最爱的东西，不会轻易送人。时间是一把无情刻刀，剔掉了太多值得留恋的东西。结婚以后表哥就慢慢变了，当然再也不会有当年的闲情逸致，生活似乎是太过沉重了，以前那种对生活的乐观心态也被磨掉了。刚开始几年，嫂子经常害病，表哥挣的钱几乎全花在了为嫂子治病上面，记得有一次，我们哥俩晚上躺在床上聊天，表哥叹息道：“没想到娶了个病罐罐”，“病罐罐”就是个无底洞，意味着需要不断的往里面砸钱，娶了这样一个媳妇也只能认命了。后来嫂子的病好了，和老人的矛盾却又暴露了出来，隔三差五的闹矛盾，婆媳和公媳之间的矛盾最终都会转变成夫妻之间的矛盾。嫂子比较强势，又能闹，经常跑到娘家里常住不回向表哥示威，表哥生性软弱，一点也奈何她不得。兄弟三个曾经聚在一起讨论对策，大表哥和二表哥在三表哥面前数落嫂子的不是，三表哥突然冒出来一句“实在不行就只能离婚了”，听完这话，两个表哥再也不敢做声了。城市里时下流行闪结闪离，而在农村离婚却是一件大事，无论嫂子怎么不贤惠，作为家人，拆散自家兄弟家庭的事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做的，而老人呢，即使和儿媳有天大的矛盾，说到底总归还是希望儿子把日子过好，吵归吵，这却是一个底线万万碰不得。这只是观念上的障碍，还有经济上的考虑，结婚的时候彩礼和办酒席加在一起花了好几万块钱，这在农村是很大一笔开销，需要好长时间的积累，离了再结意味着另外一笔大开销，况且，离婚以后很难再娶或者再嫁，很多人离婚后一直打光棍没有再娶。事情发展至此，大家只能默默接受了分灶的现实。

    事实上还有一种解决方法，虽然老人分给了老三，但并非只能由老三来养，老大老二也有这个义务。那大表哥和二表哥又干什么去了呢？又是各有各的“难处”。大表哥是典型的妻管严，涉及到钱的事情都是嫂子说了算，大嫂子虽然嘴上说得漂亮，说是自己把老人接过来怕老三媳妇又有意见，这样做无异于揭三嫂子的丑，事实上，大嫂子和三嫂子打的是同一个如意算盘，就是怕老人成了自己的拖累，自己紧赶慢赶都过不到人一搭，加个老人，日子要撵上别人就更难了。二表哥呢，二嫂子还算贤惠，但是大嫂子和二嫂子都想到的问题二嫂子自然也不会完全不考虑，而三个表哥里面，二表哥的日子又最穷，可能确实是觉得自己有心而无力。

    至此，解决大姑妈的养老难题的最后一扇门也关闭了。如果顺从三个表哥和表嫂的逻辑，事情到这一步实在是只能如此，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那到底是谁之错呢？天可怜见，生了三个儿子到头来却落到老无所养的地步，如果让姑妈重新选择，她还会生下三个表哥吗？我不知道姑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人们常说，“父母的心在儿女上，儿女的心在石头上”，如果把父母对子女的抚育看成一种投资，那么大姑无疑是一个失败的投资者，不计回报的付出却换不来应得的回报，养儿一场，痛莫大于此焉！作为一个大学生，接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最起码的孝道我还是懂的，所以，最初听到这件事时我也倾向于在道德上批判我的表哥们，在我看来，孝是一条底线，所有的解释都是借口，赡养老人是儿女义不容辞的义务，绝不应有二话。只是冷静下来来看，事情可能并非我想的这么简单，不能只从道德层面来看，事实上并非表哥们缺少孝心，他们也知道走在村子里会有人在背后戳他们的脊梁骨，老人落到这步田地，作为儿子他们其实也很失败，他们平时待老人也并不差，唯一的遗憾就是分灶这件事。后来我想，不是表哥们丧失了人伦之情，而是利益扭曲了人伦。生活绑架了所有的人。

    市场化改革以来，在农村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农民之间的分化，富的富，穷的穷，贫富差距很明显，无论穷富，都是村庄共同体中的成员，要在同一块地方上生活，总免不了要相互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穷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日子不如人的压力。现在的农村温饱早已不成问题，但是谁要是满足于温饱的程度而不想更进一步无异于自动退出村庄的主流生活，甘居末流，除了诸如光棍、五保户、智障残疾者的边缘人群，凡是一个正常的家庭都不可能从这种竞争压力中逸出。人们常常哀叹现在的社会是金钱社会，“有钱便是爷”，农民在村庄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由钱说了算。而市场化改革对农民最大的影响是货币支出的压力剧增，家庭承包责任制虽然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却也让农民除了食物能够自给以外，其他的一切都需要货币支出，农民的现金收入来源（务农和打工）又十分有限且不稳定，所以农民花钱总还是十分小心，确实是花不起钱。在这种过日子的竞争背景下，农民对利益的感知比以往更为敏感，也就更加执着于自己所认中的利益而不敢放松，这样一来事实上是强化了传统小农身上本来就有的自私品性，这也是农村中的婆媳矛盾不断加剧的原因之一。

    另外，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土地价值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本来分家的时候，老人也会分得一份田，谓之养老田，一般由和老人一起生活的那个儿子耕种，随着种粮效益的直线下降，现在农民种地根本赚不到钱，甚至还要倒贴钱，只是迫于现金支出的压力又不得不种，这样养老田的经济价值就没有以前那么大了，老人虽然能帮儿女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和家务活，不过在儿女们看来也没有多大价值，老人虽然吃不了多少，但是却可能增加儿女们的现金支出，这样一来，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也越来越低，这都是在利益主导的逻辑下发生的。

    综合上面的两条线来看，农村中现在存在的养老难题未必是儿女们的道德有多败坏，而是在利益和伦理的斗争中，利益占了上风，而这又和整个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有关，所以我说是“利益扭曲了人伦”。

    我的表哥表嫂们如此“精明”，日子过得却并不怎么好，联系到在养老问题上他们各自的表现，我又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贫穷的是他们。父亲的一句话点到了我，他说其实姑妈和姑父并不完全只是拖累，姑父是个兽医，能够挣一点钱，这点钱足够老两口生活了，老人所求的不过是儿女们端上来的一口热饭而已，也就是说，即使是从纯利益的角度来计算的话，赡养老人也未必是一件“亏本买卖”，而我的表哥表嫂们生生就是看不到这一点。我注意到农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纠结于眼前的东西，不敢失去，而市场经济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只有先失去（投资）才有可能得到，否则就只能在原地打转，不能前进半步。我注意观察农村中不同人群的行为风格，发现穷人和富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后者能够做到“舍得”，这种行事风格的差异是决定一个人能否富裕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父代的行事风格还可能传染给子代，穷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希望，在子代身上也看不到希望，站在外面来看，这真是可堪绝望的事情。他们是最勤劳的人，从不吝付出辛勤和汗水，可悲的是，他们的付出和回报永远不成比例，他们在自己的生活逻辑里打转转，很难跳出来，就像铁笼中的困兽，毫无希望的原地打转而不自知，他们的生活逻辑早已经被时代否定掉了，无论多么努力，都无法摆脱被时代甩到底层的悲剧命运。

    农民是最物质的，为物质所困，执着于小利，熟不知只有跳的开才能真正摆脱物质的束缚，获得最终的自由。这就是生活，大多数底层农民的生活，或许从来就没有完满过，生活的哲学就是习惯逆来顺受，隐忍着向前，尽管如此，生活还是要继续，所有的人都在顽强的生活着，从不放弃希望。

我一度叫嚣着要改变世界，但在大姑妈的养老困境面前，却发现自己什么也改变不了，即使我有能力在经济上帮助姑妈和表哥们，却无法从根本上介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最终只能由他们自己来过，我只能尽我所能对大姑妈更好一些，而无论如何，老无所养始终会是姑妈的一块心病，直到她死的那一刻。我不敢用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形容我的感受，我并不觉得自己多读过几天书就比表哥表嫂们层次更高一些，只是这句话确实最能表达我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我无意于去怨恨或者指责谁，包括三嫂子，我尊重他们的生活，他们活得狭窄，却异常厚重，当一个老农辛劳一生终于为儿子盖起了结婚的新房，你必须承认，这是有意义的，他们也是用生命演绎着自己的生活，房子所承载的正是生命的厚重，这种厚重无论你身居何位，身处何方都不敢轻易否定掉。正是这些让我又爱又恨的亲人和乡亲，让我留恋着自己的故乡，不忍离去，这也正是我选择农村社会学作为一生志业的原因，在城市关怀着农村，还可以不时的回到农村调研，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的职业了。很多人就像一个个自我表演的木偶一样，看不到牵住他们的背后的力量，作为社会学的研究生，我希望能把这力量揭示出来，帮助他们克服自己的局限，过上体面幸福的生活。

对于山村里的孩子来说，从小的梦想就是走出山村，走向世界，依凭着通过有限渠道所获得的信息，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外面世界的想象，在物质上贫困的时候，在精神上孤独的时候，正是这种幻想支撑着我们疯狂地努力，城市就像地平线上的一个黑点一样，我们迅疾的行走着，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靠近它并在那里扎根生存。在整个青少年时代，我唯一的梦想就是走出乡村，到外面的世界里干一番事业，乡村则卑微的蜷缩在我的身后，就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没有勇气看我一眼。我是少数的幸运儿，成功的走出了山村，不出意外，将来也可能会在城市里成家立业。在城市里，我见识到了几乎所有的新鲜的东西，至少已经很少再有什么东西能够冲击到我的想象力了，现代化的伟力在这里显露无疑，我也逐渐适应了它。可当我们像鱼儿入水一样逐渐融入了城市的时候，故乡却变成了异乡，每次回乡都是一次痛苦的煎熬，曾经熟悉的人正日渐老去，而新的一代却又连名字都叫不出来，我们的生活和乡村越来越少发生交集，直到有一天，乡村完全逸出我们的视线，至此我们完成了“鲤鱼跳龙门”的最后一跳，只是还很难说这是否真的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份其实是很尴尬的，骑在城市和乡村两头，无法摆脱乡村的纠缠，又无法安心享受城市的生活。

    我曾经对人说过，或许只有我们这一代才会有横跨乡村和城市的特殊经历，我们有乡村生活经历，又注定要留在城市，乡村和城市并不总是和谐的安然相处，当两股力量发生对抗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必须做出选择。在城市思考乡村，我看到的是乡村的贫穷和落后，或许还有愚昧，当然这些都是城市作为主流话语建构起来的，在这套话语体系中，乡村注定是边缘性的存在，就像乡下来的穷亲戚来到城里，不知道进门的时候要换鞋，憋着尿不敢去用马桶，又觉得亲戚家的小孩总是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自己，浑身都不自在，只想早日脱身回到自由自在的乡村，这里才是自己的王朝，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乡村是自足的，只是这样的自足在城市的眼中就变成了封闭和落后。在乡村思考城市，我看到的是城市里人情的寡淡和生命的单薄，可怜的城市人只能靠对物质的疯狂追求和疯狂消费填充生命的意义，在乡村，如果你认真注视，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厚重的，是有寄托的。有时我想，物质这东西，限制着人，也成就着人，农民活得贫苦，生命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为生存奔波，也正是在这种充满了酸甜苦辣的奔波劳累中，生命获得了厚度。对于我来说，城市和乡村的双重经历使我在城市出生的同龄人面前更有底气，我从两者中间同时吸取能量，乡村教会了我许多城市孩子永远也学不到的东西，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民之子，我始终关注着农村一点一丁的变化，我慢慢意识到我的根永远在农村，和那里的人们紧紧的扎在一起。

安永军，硕士研究生，甘肃静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