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明:我们之于村庄的意义是什么?

     

    近些年,越来越懒于回故乡,一则由于父母在襄阳打工,渐渐安于当地的生活,过年也在襄阳过。二则故乡愈益明显的破败之势,让人不忍直视。虽然幼时的生活情境仍不免让我不自觉的美化乡村生活,但亲人因打工而天各一方、家里坍圮的老房子、衰草枯杨的景象,总是让每次回故乡都难免于伤感。今年回故乡,时间不过短短数天,因表哥结婚之故,婚礼在镇里举行,虽是腊月间,由于在外打工的亲戚朋友大多尚未回来,不过几桌,并不怎么热闹,表哥在镇里买了新房,虽然离他住的村子骑摩托车不过十分钟的路程,但房价去年买时已经为1300元一平米,现在已经涨到1700元一平米。房子一百多平,加上装修,差不多花了二三十万,皆是表哥在外打工挣的钱。表哥在外打工近十年了,在镇里买房才真正意味着其生活全面脱离的村庄,这种对于村庄的逃离虽然只有十公里,也算是成功。而更大的成功则是在随州市买房,或者在遥远的武汉、北上广等安家,与家乡的距离仿佛丈量着成功的程度。

    按照这个标准,我当然也算成功者,名牌大学的大学生预示着都市之中比较稳定的中产阶级生活,这种成功在村民艳羡的目光中可以清晰的感受到。由于城乡之间教育资源日益拉大的差距,特别是英语及所谓素质教育加分等方面的差距,同辈之中能成功考上名牌大学的只是少数。更多的只是三本院校高职高专等,高昂的求学费用迫使父母只能走出去,以打工的形式支撑子女学习生活,高昂教育投入的结果却是低价值的学历,在大学生已经是普通劳动者的今天,这样的学历聊胜于无,而因为长久的城市生活养成的生活趣味与生活方式又使得这些年轻人根本无力脱离城市生活回到故乡,最终渐渐成为城市的飘荡者。能上大学已经算不错,更多的孩子初中毕业甚至初中未毕业就已经加入了打工者的行列,我的几个90后表弟表妹皆是如此,因为父母打工在外,无人照顾亦无人管束,学校管理的松懈与不负责任,又随着村庄撤点并校的逐渐推行,初中高中皆集中到了镇里或者市里,校园外城市的灯红酒绿的吸引,渐渐染上了不良嗜好,也渐渐丧失了学习劲头,最终父母也只能将他们带出去打工。

    在这种从村庄的逃离中,我的这种成功鼓励的是更多的愈演愈烈的逃离,不管是以求学的方式逃离,还是以打工的方式逃离,村庄都已经不具有停留的意义,我们这一辈人在生活品味和生活方式上一边倒的向城市、向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接近。固然,随着经济发展,村庄生活水平与城市日益接近,热水器、冰箱、彩电、洗衣机等为代表的都市生活方式标志在很多村庄已属平常,但在公共服务、娱乐休闲方式及生活便利程度上来说,村庄与城市之间鸿沟依旧存在。更为重要的是,村庄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之下已然成为落后的代名词,电视报刊网络很少有正常的农村生活场景和农民形象的报道,“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是常见的对于农村的褒奖。电影电视上基本皆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式的节目,处处展示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品质和趣味。在整体的社会层面上,村庄和农民很难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社会舆论之中,对于年轻人来说,留在村庄显然就意味着退出社会竞争,意味着承认自己是失败者,这种社会压力的存在也是的逃离村庄成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以教育体制和打工经济为表征,我们个人的成功只能以逃离村庄的形式实现,而这背后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依旧在于“三大差别”这个略显陈旧的命题。当前的环境之下,由于精英主义制度化,政治、经济、文化资源愈益向精英阶层及核心区域集中,城乡之间不平衡的资源流动以城市化的面貌呈现出来,对于年轻人来说,家中的一亩三分地已经无法指望,如果不能进入城市获得理论上存在的机会,成家立业都不可能实现。而在思想文化的层面,现代传媒工具对村庄的持续进入以及其传导的都市文化特征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流行文化,更使得村庄面临着剧烈的文化侵袭。在家看央视新春走基层栏目“黄泥巴村蹲点日记”之中,四川凉山木里县黄泥巴村少年祝小龙的梦想是当明星,偶像是迈克尔.杰克逊,虽然在新闻报道之中更多的将之描述为拥有追求和梦想的表现,但我更多的觉得惊讶、疑惑与不安,惊讶于现代传媒的力量,疑惑于这个梦想是否只是按照都市文化的标准而定制、不安于这样的梦想对于少年来说意味着的到底是什么?在新闻栏目中受到的鼓励和之后随之而来的更多关注与帮助,恐怕只能是脱离村庄,制造新的都市文化偶像,对于村庄本身又意味的是什么?在现在的状况下,现代传媒工具的进入恐怕鼓励的只是对村庄的脱离。村庄本身如果不存在稳定的结构,无力创造村庄生活本身的意义,那在这种文化侵袭之下,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的逃离皆是不可避免,在这里,传媒成为鼓励村民从村庄逃离的利器。

    如果这种对于村庄的逃离确实能够实现农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无可厚非。现实中,由于机会的稀缺性,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逃离是难以实现的,有时候甚至相反,很多时候不得不面对亲人离散的痛苦、陌生而无情的城市生活、社会竞争的压力等等,这种超出城市容纳能力的人口流入制造了大规模的城市无产阶级即流民群体以及日益严峻的城市病,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城市和村庄双输的局面。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固然使得相当的农村人口成功实现了城市化,但中国的人口总量这个基本的现实是无法改变的,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之中,农村依旧是重要的居住地,如果不能有效的重视与利用,人口和资源依旧以现有的速度集中于城市,村庄的破败以现有的速度继续下去,容纳人口的能力持续下降,则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难免愈演愈烈。

    虽然我是个成功者,但这种对于村庄的逃离带给我的更多的是痛苦与不安。这种痛苦与不安不是城市中产阶级矫情的“乡愁”,而是由于逃离而造成的与原生的家族亲戚关系网络之间的撕裂而带来的痛苦,是由于脱离村庄闲适的生活方式、熟悉的人际关系和优美的自然环境而造成的不适应,更是由于体验和见证了自己家庭以及众多亲友的这种逃离所体验的种种不幸、屈辱与痛苦而在内心深处产生的抵触与厌恶。但不管怎么痛苦与不安,让我无奈的是我的个人的成功只能以逃离村庄的方式实现,而如果成功只能以这种方式实现,对于孕育我们的这片土地,我们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刘明:硕士生,湖北随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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