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惠：礼俗之变

                    ——回乡记（一）

胜利村是我的故乡。父亲两岁那年，已经进城工作的祖父下放回到了祖辈生活的老家，一直在那里生活了20年才再次离开。我对故乡胜利村的印象，是每年清明时为爷爷扫墓的厚重，以及儿时跟随姑姑回村参加亲戚婚礼时的乡土式的热闹。我没有在故乡生活过，是那些红白事将我与故乡勾连起来，我不认得那里的乡民，然而每逢见到我，他们就亲切地向我讲述祖父和父亲的故事，并感叹离村时还青春年少的父亲如今女儿也已长大成人，真是时光荏苒催人老。在情感里，我从未曾走近过故乡，并理所当然地认为，那是属于祖父和父亲的，那里的记忆、那里的乡亲都与我无关。祖父的去世，以及每次回乡看到爷爷辈的老人们颤巍的步伐，都使我意识到，我应该去记录已经过去的他们创造的历史，记录故乡的点滴变迁。寒假我再次回到了曾被我忽略多年的故乡，试着去理解那里的生活，聆听那里的乡亲，并惊奇地发现，我是做为祖父的孙女而不是一个陌生人很快与村庄熟悉了起来，仿佛我已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并未因进城而发生了中断。

回乡的第一件事是为祖父“上坟”，回来的路上，正巧又赶上一支婚车队伍，吸引了整个自然庄的村民“看热闹”，认识我的村民就拉着我，“新郎还与你有亲戚关系呢，快去看看”，一白一红的仪式，让我自然地融入了村庄，也让村民当然地接纳了我。此刻我想，我应该去探究这些“礼俗”对于村庄成员资格的意义，以及在村民精神世界的意义。

一、白事之变

白事是最重为隆重和重要的仪式，它的意义不是将死者及家人的悲痛呈现给乡亲，而是对死者人生价值的认可和悼念。一个人“功满孝尽”，上为父母养老送终，下为儿女成家立业，就圆满地完成了人生的任务，白事就是子女为了感谢他的一生劳苦，让他荣耀地离开的仪式，因此白事不是要办得悲伤，而是要办得热闹。为了能够吸引村民观看，白事上的鼓乐越来越欢快奔放，甚至曾有一段时期竞相上演了“脱衣舞”，完全没有了对死者的庄重和敬畏，直到出动警察治安管理才纠正了风气。白事的色彩不是悲痛而是热闹，是由白事的宗教意义决定的，并非所有的亡者都有资格办一场真正意义的白事，那些没有完成人生任务，上未为父母养老送终，下未为子女成家立业的人，不仅没有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还为家人带来巨大的痛苦，他们是不能够隆重且风光地离开的。那些年少夭折或者早亡的人，只能匆匆地埋掉，既不办酒席也不请鼓乐。

“料理”是专门主持白事仪式的人，白事以自然庄为单位，每个自然庄有特定的料理，负责白事的整个安排，死人的化妆更衣、白事的开销用度、请帮工安排人事、埋葬等等。“料理”要是那些在村庄享有一定威信，如干部、辈分高、或者有文化、能说会道、安排事物井井有条、可能调度村庄人事的人，一般不具有可退出性，要做到年老干不动才行。一个合格的料理要能够为主家节约开销，安排人事妥当，整个仪式进展顺利，那些浪费主家钱财的料理常会招致村民的不满。“料理”是风俗礼仪的重要传承和维持者，同时对村庄的风气也有重要的影响，三队的“料理”以为主家节约为宗旨，安排做事以帮工为主，而一队曾由庄霸做“料理”，虽然此后更换了人，但自此形成了派活要发烟的风气。“料理”在传统的价值体系中享有重要位置，在村庄仪式活动中享有重要权威，但只是村庄社会分工中的宗教维持者，并不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纠纷调解由村干部负责。

白事的隆重体现在仪式的复杂上，一场白事需要四天，而红事只需要两天。白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摔老盆”，又称“倒头盆”、“倒头灯”，是给儿子送给老人的聚宝盆，“老盆”只能由男性摔，没有儿子的人则由侄子或者过继子摔，下葬、立碑等仪式也只能由男性操作。因此白事礼仪实际上是维系村庄厚重的传统生育文化的重要力量，家里必须要有儿有孙，否则就是低人一等。

白事仪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境变迁而不断更新元素。国家政策对丧葬形式的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早在70年代，胜利村就开始推行火葬政策，当第一个被火化人的骨灰盒回村的时候，见到骨灰盒的某家奶奶因此被吓死，她觉得一个完整的大活人死后身体要被压缩在巴掌大的盒子里，偌大的身体死后就是一把灰，是极为可怕的。火葬政策由政府的强力推行而贯彻了下来，那些偷偷土葬的人，如果被村干部发现，就要挖出来再火化。尽管在情感上无法接受，村民还是怕政府，现在村民已经认可了火葬在维护公共卫生、防止疾病传播上的优点。传统价值规范总有其顽固性，即使在遇到现代国家的强力仍可自洽地运转，据村民讲，在其他某村庄，近几年才真正实行火葬，火葬推行的前二十年间，村民相互之间默契而隐蔽地守护者他们的传统土葬政策，没有一例举报被政府查处的案例，该村庄因此被评价为“人心齐”。

白事礼仪还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解放前，由于贫困，许多死者只能用芦苇席裹着埋了，许多无后的老人的后事更是草草了事。生活好一点的家庭才可以有鼓乐、送葬队伍，据说，我的高曾祖母在去世的时候，曾祖父为她请了两班鼓乐，这是旧社会难有的规模，一度造成了轰动，两支鼓乐队在白事上还赛了起来。而现在，家家办白事都要请两班鼓乐。新中国成立后，集体承担了许多社会性责任，无后的五保户由村集体负责丧葬，共产党员的白事也要村集体主持。以前白事“不开桌”（即不摆酒席），红事不开桌也变为都要请酒席。随着村民经济水平的普遍提高，白事越办越热闹，越办越隆重。村民在新的仪式中重新诠释“孝”的内涵，物质的丰富和社会的发展，“儿孙满堂”再也不是理想，一辈子的辛苦也可赢得走时的“功德圆满”，一场热闹的白事是对老人辛苦一生的表彰。

二、红事之变

红事的范围其实包括迎亲、嫁女、庆生、考学等等，但具有仪式意义的红事仅只结婚。相对于白事呈现出的宗教意义和厚重的价值感，红事则越来越物质化和丰富化，装修气派的新楼房、壮观的婚车队，都在隐约喻示金钱是爱情的基础，市场经济和现代生活的变化在红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嫁娶形式的变化。解放前，新娘是用“青衣”或者“八仙”花轿抬到夫家的，花轿和嫁衣都租自商铺，新娘的家人只能送到村头，不能去参加婚礼，新郎或者骑着毛驴去迎接，或者在家等候。婚后“回三瞧六”，即结婚的第三天新娘子要回娘家，第六天娘家人要来看望女儿和女婿。解放后，“抬轿”被视为陋俗并取缔，改用“牛车”接新娘子，牛拉板车，车上用席子搭福棚，牛脖子上系着铃铛，寓意以后的孩子健康。到了四清运动时期，结婚就改用步行，由村集体组织秧歌队迎接新娘子。再后来，就改由拖拉机和大卡车接送新娘，一直到现在豪华壮观的迎亲轿车队伍。原本不送亲的娘家也要派出新年的同辈及小辈男性送新娘，并参加婚礼。现在，随着交通往来的便利以及减少多办酒席的麻烦，“回三瞧六”变成了“瞧二回三”。嫁娶形式的变化呈现了传统的婚礼是如何向现代婚礼过渡的。

婚礼呈现的，还有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婚姻关系中的男女平等，女性地位的高低与彩礼、嫁妆的高低紧密相关。改革开放前，娶媳妇不要彩礼，而要“四件衣”、“六件衣”，村民说，早期生女儿都是赔本的，谁家都不想要女儿，哪像现在，一张口就是五六万的彩礼。以八十年代为界，之前儿子成亲并不需要新房，之后则必需要新建房屋，从瓦房升级到现在的楼房，里面的家电、装修也要一应俱全才可。新娘的陪嫁，先为小全套：书桌、板凳、一对扁，后为大全套：大橱一对、小柜一双、书桌、板凳若干等。1991年结婚的D的陪嫁是附近村庄史上最豪华的陪嫁：彩电、洗衣机、缝纫机、录音机、茶几、综合衣橱、书桌等等。现在新娘的陪嫁则没有统一标准。对比彩礼和陪嫁，不难发现婚姻市场中男女双方惊人的关系转变，女性从之前的附庸变成了在婚姻市场中占优势地位，在当地农村，无论怎样的女人都可以找到夫家，而男性则受年龄、楼房、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等诸多限制。这也催生了当地年轻男性的“早婚”和“闪婚”，父母焦急地让儿子在22岁之前完成婚姻大事，因为一旦年龄过了，“好的女孩就被挑光了”。

通婚圈的扩大和外地媳妇的加入，也为村庄的婚姻生态和嫁娶注入新的元素。外地姑娘是通过打工结识，她们会更多地增加婚姻的市场经济色彩且去其乡土性。A是安徽人，与本村W在同一单位打工认识，并愿意嫁过来，在定亲时，A的父母提出要三十万元的彩礼，作为女儿日后在城里买房的储蓄，被W的母亲拒绝，婚事也因此搁浅，由于W确实优秀，母亲也并不担心找不到儿媳，才敢果断拒绝A父母的过分要求。外地媳妇的嫁入还改变了结婚的许多程序和礼俗，新娘在婚礼上可遵照自己家乡的礼俗：

外地新娘娘家人在新娘进门前挑来的陪嫁

在村落社区中，婚姻不仅是年轻人的事情，更是父母的责任，是父母的核心人生任务。婚姻市场的竞争压力直接转移到父代身上，变成父代的竞争，为儿子建房、准备礼金，一个儿子的婚姻至少要花费三十余万。“父母过孩子的日子”，通过不断的代际积累和传承将家无限延续，也将人生意义无线延续。

三、民间宗教

算命。在我的家乡，人们喜欢用算命的方式来理解生活中的祸福和诠释自己的命运。尽管乡民们在不断地用劳动去创造和改造生活，但他们相信，人的一生终究是命运决定的，谁过得好、谁过得不好、幸福与坎坷都是命中注定的。算命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妇女，她们在村落社会中的依附性，使她们更加相信命运，过得好与不好是与她们生活中遇到的男人紧密相关的。解放前，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要结了婚，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离婚，夫妻在结婚之前甚至不能见面，女人的生活，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后来，女性的地位虽不断提高，但男性一直村庄的主体者。算命由职业“算命先生”垄断，灵验的算命先生就是可以用一套自洽的逻辑解释主家的家庭成员及其生活的状况，并对主家的未来生活做理想的预测。算命先生的话往往就是主家未来生活的憧憬和目标。算命的力量是无处不在的，结婚看日子、看属相等。因一次交通事故，E阿姨的丈夫英年早逝，E阿姨一直担心是自己克死了丈夫，也承受着村庄的舆论压力。算命先生告知E阿姨，她的命运一直非常的好，丈夫疼爱自己，儿女都很孝顺，丈夫的去世，是因为他自己的命运比较微弱，如果不是E阿姨的强势的命运的保护，他可能遭遇不测要更早。算命先生还准确地描述了E阿姨家庭成员的状况，E阿姨因此十分信服。E阿姨在外工作的儿子三十多岁还没有女友，E阿姨十分着急，算命先生则告知E阿姨，儿子现在事业正旺，然而婚运还没有到来，要等到一年以后。E阿姨说，属狗的儿子不能找属鸡的媳妇。

辞灶与拜神。灶王管着粮草，一个丰收年，要感谢灶王的恩赐，每年腊月二十三就要祭祀灶王，在厨房烧纸、奉果盘。年三十的早上，要放鞭炮，村民称之为“放狼烟，杀鞑子”，传说是明朝反抗清军入关的风俗，一直遗传至今。年初一烧新年香，敬天神、玉皇大帝等等。

四、礼俗与生活

礼俗并不是超验的原教旨式的空灵宗教，礼俗就是日常生活的场景化表达和某一刻的集中演绎，只有那些与村庄生活有关的人，才有资格参加村庄的礼俗。以前，每当我看到不悲痛的葬礼，总是无法接受村民“为老人办得热闹些，老人也开心”的解释，而将之视为不愿意赡养和照顾老人的托词，当我进入农民的生活逻辑的时候，我才明白，白事是对人生的总结，只有那些圆满完成人生任务，劳苦功高的人在辞世之际，才敢于自豪地办一场热闹的葬礼，一场隆重的白事，是对完满一生的表彰。白事是缺乏外来文化的农民自己生产的文化，是对生活意义和人生价值的演绎与总结。红事是家庭再生产的仪式，也是社会再生产的仪式，它在庆祝着村落的延续。而各种民间宗教，不过是村民对于生活中的祸福的解释，是对生活逻辑的尊重。

                                2014-2-13  清华紫荆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