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三个面孔

我的家乡在2008年之前变化还不太大，最明显的至多就是外出务工的越来越多，外出读大学的也越来越多，不断有各种新鲜的故事作为谈资被带进村庄。但2008年之后至今的5年，变化却加快了步伐，可以说这5年村庄的变化程度可以超越以往30年的总历程。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通往县镇的公路越来越宽畅，房屋建筑越建越气派等外部方面，更多的变化来自于村庄内部。在国家政策的助推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势的裹挟下，就村庄自身来看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趋势，这些新趋势对村庄生活造成了直接影响；就家庭与整个外部社会的关联看，走出去的成员的处境、体验或信息也冲击着村庄对发展的预期；而就家庭的诸种观念及价值意义世界看，鸿沟也正在逐渐形成。

平静与喧嚣

在收农业税的年代，村民对选举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原因在于希望选出的新一届村委减轻农业税的重担，甚至新一届村委选举后还可以清算上一届的贪污腐化，帮村民讨回公道。自从不收农业税之后，村民对村委会选举的热情就逐步淡了下来，各家都忙着自己的事，村委和村民谁也不找谁的茬，公益性活动没有人组织，各家房子越建越豪华，村里的道路却越来越破烂，排涝抗旱也主要依靠自己，集体好像已经销声匿迹一般，村庄貌似陷入了无公共性的沉寂中。但近几年，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推进，利益分配却又打破了这种平静。去年有三个事件成了焦点：低保名额、农业保险和卖村委会。低保名额在村里的分配已经完全谋利化，既没有召开村民会议，也没有经过必要的民主程序，在村民不知道的情况就已确定人选，而享受低保的家庭或个人却并不是村里最穷困的。有村民到村委质询，村干部明确说你只要交2000元也可买到低保名额，他亲属的低保名额也是花钱买来的。本村的一个五保户，家庭贫困，为了办低保竟然也花了2000元；农业保险年年都要交，但碰到一般的小灾害，根本毫无赔偿，所以很多家都拒交农业保险，但去年秋天的一场大雨使玉米颗粒无收，没有交农业保险的拿不到任何补偿，而在张榜公布的农业保险名单上，村干部的亲属获得赔偿的田亩数却超过交保险的村民家几倍。村民通过多种途径打听到针对洪涝灾害，上级政府貌似有专项拨款救济，但村民没有拿到任何救助。尽管村民对低保分配和农业保险极为愤慨，但却没人“出头”，认为自己出头做“孬人”，挣得好处却大家共享，别人吃得起亏，自己也吃得起亏。村民对村委会的愤懑转化嘲讽：因为需要村委会难以清偿欠下的债务，而上级又将弥补村级债务作为“硬”任务，村里的唯一的一点承包费收入根本是杯水车薪，只能拍卖村委会，但却没有买主愿买，后来债主直接将村委会的大门锁住，称什么时候还债了才开门。“村里已经瘫痪了，连村委会都没有了，在全镇都臭名远扬了”。尽管围绕几个公共事件掀起了几个小波浪，但村庄政治舞台终究没有产生波浪而是最终复归平静。与平静形成对照的是村庄经济生活的喧嚣。2008年随着通市公路穿过村庄，乡镇大力在村里助推各种小型工厂，“皮子厂”开始大量出现，主要是将木材进行初加工，再供应各类建材厂。很多村民尤其是年轻人投入数十万元建起了小型“皮子厂”，村民开始在务农之余就近“上班”。年纪稍大的村民主要在操作性的工序，每天结算，收入50—80元不等，年轻人则将“皮子”打包装车，每车结算，每天能收入120元左右。“皮子厂”的出现逐步改变了村民的生活节律，村民手中有了每日结算的“活钱”，也敢于去提高自己的消费，村口的小饭馆开始大量涌现，小超市也火爆异常。“皮子厂” 正在对村民日常生活产生全方位的影响，也正在逐步打破以往农业经济的平静，掀起了村庄经济的喧嚣。

期望与失落

在家乡的观念中，能通过读书离土进城，获取一份国家所赋予的安定职业便是脱离了农门，实现了飞跃。过去谁家出个大学生，那不仅对自己的家庭，对整个家族都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这种观念有着现实利益的考量：在国家包分配的年代，大学毕业能进入国家各级机关或事业单位，体制内的影响能产生影响力，给老家的家庭带来荣耀和实际的利益。即使在国家不包分配的年代，大学毕业也有机会进入稳定的事业单位或国企工作，获得高薪和远比村庄里农民优越的保障，这时家庭所获得是别人的羡慕，一方面获得部分荣耀，一方面子女在外发展的好，也能给家中老人的晚年生活提供保障，例如老人的赡养等方面总比子女是农民家庭的要更有保障。由此，在华北平原的村庄，最让人羡慕的家庭依然是当官的和读书的家庭，而每个家庭都满怀期望地为子女读书提供最好的条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事情在近几年起了变化，变化最明显的特征是大学生的光环在消失，大学生所在的家庭也越来越不值得羡慕。而变化的原因不外乎几个方面：一是村里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前些年谁家孩子读了大学，整个村里都知道，也都能数的清楚，但随着扩招政策的实行和学生数量的减少，一般都会有大学或大专上，在村民眼中不会去刻意区分大学或大专的档次或种类，只是感觉现在上大学特别容易，门槛已经很低，也就没啥好羡慕的了。二是随着大学生的增多和就业形势的变化，大学生已经不太容易找工作，或者说不太容易找到“好”工作，而“好”工作的标准无非是两个：工资高，进体制。当很多大学生难以挤入体制，又难以拿到高工资时，失落就必然产生。由于在大城市消费水平高，刚毕业薪水又低，最终收益还不如农民工或在家务农，这时对大学生光耀门楣的期望就开始大幅下滑了。三是国家开始高度重视农村的养老保障问题，我家乡所在的县城挤进了全国百强县的行列，一个直接的惠民举措是养老保障加大了力度，到了60岁的可以直接领养老金，每月尽管只有60多块，但也很让农民高兴，不到60岁的每年交100元，等60岁拿到的养老金更高。老有所养力度的增加使子女保障的影响降低，子女是否上大学的影响也相应降低。总之，农民家庭依然期望自己的子女走出故土进入都市，但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迫切，反而遭遇了几许失落，甚至开始兴起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我隔壁邻居家有一个大女儿读的是一个普通的三本，专业是舞蹈，每年的读书开支近3万元，邻居感觉承受不住，因为儿子已经辍学打工，还需为儿子建房娶亲，而且大女儿的舞蹈专业就业不容易，最终的决定是女儿读完大一就终止了学业外出务工。这个决定并没有引起村里过多的非议，这也许正符合了村民的部分心理预期。

年轻与年老

鲁西村庄的村民大多恋乡守土，很难像湖南、四川等地的打工者那样全家外出务工几年不归。年轻人在结婚成家之后，女方大都在家带孩子，男的外出务工也大都是季节性的，外出之地也主要是华北平原的城市。村庄的年轻人即使在村也绝大多数不再务农，即使分了家有了田，也会将田交回给老人耕种，自己的小家庭有食用的口粮即可。村庄的年轻男子大多在外季节性务工或在家为“皮子厂”装车打包，而年轻媳妇则休闲带小孩。在成家之时，父母已给他们提供了房子和初步的积蓄，成家后暂无压力，只需要挣够自己的零花钱即可。这部分年轻人是最没有压力的群体，也是消费力度最大的一个群体。我的一个堂弟就属于这种典型，小两口和一个三岁的女儿，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他在“皮子厂”的打包收入，尽管每年能有3万元左右，但消费水平极高，年底几乎消费殆尽。而这一群体的生育观念也最为开放，我一个堂哥家生了两个小女儿，已决定就此打住不再生育了，因为生三胎要交10万元的社会抚养费，而且养孩子压力极大。传宗接代的观念在他们身上已经体现的越来越淡，他们对价值意义的追求主要放在当下的自我享受和消费上。与年轻群体形成比较的是年老的父辈，他们大多依然操持着耕种的旧业，年纪大了难以进城务工，在以前在没有“皮子厂”的情况下只能寻找一些力所能及的零工来补贴家用，而“皮子厂”的兴起为他们提供了适宜的机会，又不离家又不离土，就能有钱可挣。“皮子长”不需要专门的技术，只要多做几次熟练即可，同时由于开厂的大多为本村村民，大都有各种人情关系，不可能拖欠工资。还有一方面是因为工资不高，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干这种“低级”的活计。由此老一辈就成了最好的人选，尽管并不是每天都可以有工作，而且日工资也较低，但他们已经很满意。以往困苦的人生经历一方面让他们学会了知足常乐，另一方面也更让他们务实理性，他们并不参与年轻人的面子竞争，依然秉承了勤俭节约的家风，他们的生活倒显的从容不迫，甚至在一些时候还要补贴年轻的子女。对于年轻人的面子竞争，他们也倒抱有同情式的理解，认为年轻人不能丢面子，而对儿子只生了女儿，不再想要三胎的情况，他们尽管内心依然抱有传宗接代的香火观念，但也不会太过于激烈地去干预。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年轻人的事咱们不多管，管也管不了”。年轻人和老年人在村庄内逐渐建立了不同的认知和价值系统，代际之间紧密关联却也有一道鸿沟若即若离。

                               韩鹏云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