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红萍：人去楼空，何以寄托乡愁？

  一

    如果不是遇上下雨，每年大年初二我都会跟随大伯、三叔、父亲以及众堂兄妹回老家上坟，祭拜祖先，寄托乡愁。

我的家乡位于川东南，一个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不占任何优势的中西部村庄。

丘陵的地貌，将村庄包裹在一条狭窄而深长的山坳中，大约在10年前，村里与外界的勾连是通过崎岖的土路。

在 四川盆地，村庄大多以院落为单位从而形成自然村，每个院落多则二、三十户人家，少则十几户人家，人口在几十、上百人不等，院落是当地重要的社会交往空间单 位，村里的人情和日常互动都是以院落为单位，院落也有明确的社会边界，每个院落都积淀下来的我们感。今年上完坟下山的路上，我发现离我家不足200米 的一处地方建了一座新楼房，它在一群六、七十年代修建的石瓦房中鹤立鸡群，便问父亲“这是谁家”，父亲告诉我“这不是我们院子的，这是对门（临近）院子的 某某家”。由于受地貌的限制，我们院子的房屋顺着狭长的山坳而建，中间存在两个断裂点，由此形成上面院子、中间院子和底下院子，我家属于底下院子。

村落的生命力不在于其历史的悠久，而在于生活在村落中的人，以及人们对于村庄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村落由此成为一个具有我们感的共同体。我只在我们院子生活过六年，在我依稀的记忆里，我们院子曾经是那样的热闹，充满朝气与活力。当时我们底下院子有12户人家，估摸着有40多 人。那时正值八十年代末期，还没有人外出打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家种地，七、八个和我一般大的小孩整天在院落里上跳下窜，跳皮筋，躲猫猫，一会儿东 家，一会儿西家，欢歌笑语响彻天际。年轻的媳妇们则经常在一起，农忙时一起上坡种地，下田插苗；农闲时一起捡柴火，打野猪草，织毛衣，话家长，我妈当时就 跟院子里的两个小媳妇十分要好，据说当时她们三人干什么都是一起，1992年， 有人来院子里照相，三人照了一张合照，保留至今。老人们则经常聚在一起做布鞋，晒太阳，那时麻将在我们院子甚至是在四川都还没有流行起来。邻里之间的关系 也十分的融洽，日常生产生活中互动互助频繁。栽秧打谷，哪家缺乏劳动力，闲下来的几家主动要求帮忙，男主人领着帮忙的下田干活，女主人则在家准备好丰盛饭 菜，以答谢左邻右社的帮忙，不需要支付任何的工钱，主人家只需要在心里默默地记住这份人情，等下次对方缺少人手需要帮忙时给予回报便可。日常生活中，邻里 之间，哪家有点什么好东西，一定会跟左邻右舍分享，如上街赶集买回来一斤肉，炒好后也要端一小份给邻居家尝尝。八十年代末期，黑白电视在农村中都还是奢侈 品，我们院子里当时只有一户人家有台12村的黑白电视，这部电视就像是院子里的公共物品，每当夜幕降临，在自家匆匆吃过晚饭，就往这户人家赶，直到深夜才回家睡觉，老版的雪山飞狐等片子，我就是在这家看的。

二

九十年代打工经济的兴起打破了院子往日的生气，先是院子里的年轻人走了出去，留下老人和孩子，然后是成长起来的孩子们也走了出去，最后是有条件的年轻人将老人也接了出去。院子一步一步走向萧条，终于在2005年前后成为只有三个六、七十岁老人留守的空心村。

最 先走出院子的是我三叔，他在七十年代末期顶替我爷爷的班而出去了，没有回村结婚生子。然后我二叔也出去了，他高中毕业后去当了兵，且在部队学了一门手艺， 八十年代初期利用这门手艺在重庆搞起了个体。再后来，九十年代初期，院子里我父亲那辈的年轻人开始出去闯荡，到江浙一带打工，主要从事手工业，再后来，跟 我同辈的小孩初中毕业之后，也陆陆续续的被父母带到江浙一带打工。我们院子人主要在江苏常州打工，集中在一个小区域，在当地复制了我们院子。大年初六回去 参加初中同学的婚礼，他父亲与我父亲是儿时的玩伴，也是我初中的英语老师，最重要的是他的外婆就是我们院子的，与我家屋檐对屋檐，年逾八十，与我同辈，我 称她为淑姐。于是，这次婚礼又成了我们院子的大聚会，他大姨在常州打工后嫁在了当地，后来他大姨又把我们院子的姑娘介绍出去嫁在了常州，还将自己多余的房 子出租给我们院子的人，听说我曾去常熟搞过调研，她责怪我为什么没去找他们，说是常熟离常州很近，并留了电话号码，嘱我下次要再去江苏，一定要联系他们。 她说“到了常州就跟到了九大八（我们院子在行政划分上属于九队八组）一样，院子里很多人家都在那里”。除江苏常熟外，我们院子在浙江打工的有两户，在重庆 搞个体的有三户。

八十年代在家种地，上完农业税，生产剩余只够温饱。九十年代外出务工之后，院子里的经济条件开始好转，到了2000年 工资上涨，每家每户多多少少都有了一些结余。一般说来，农村人有钱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建房子，房子对于农村人来说不单是居住功能，更重要的是房子就是面子， 是在村庄竞争的重要手段，亦是村民实现人生价值重要条件，很多人奋斗一生的目标就在于建房娶媳妇。在全国很多地方的农村调研，大部分农村都已经掀起过三次 建房高潮，第一次是八十年代，第二次是九十年代，打工经济兴起之后的第三次是2000年之后。而我们院子一次建房高潮都还没到来，院落里的房子几乎都是建于六、七十年代的石瓦房，墙体用石头做成，以泥瓦封顶，均是我爷爷那辈建的。唯一的一座楼房兴建于前年，并且还不是我们院子的人家建的。那我们院子里的人都把钱拿来干什么了，难道真是四川人会享受用于吃喝玩乐了。其实也不是，钱还是用在了房子上，只是我们院子的人有了钱之后就选择了向城市和城镇集中，将房子买在务工当地的有三、四家，在县城买房子的有3家，花钱在乡上买宅基地修新房的有5家。在外买房的，将老人都接了过去；在街上建房的，年轻人和中年人继续在外务工，老人则搬到街上去住。剩下的三个老人，儿子们也都在街上建了房，但仍然选择了留守院子，做院子最忠诚的卫士。

人去楼空，岁月流逝，老家对于我而言那种曾经的亲切感正逐渐的被时间所蚕食。2005年以前，每年回家上坟，不仅仅是祭拜祖先，寻找自我的历史感；更重要的是与院子里乡亲们一年一度重要的大团聚。那时回家，根本不考虑午饭的问题，家家都喊，随便在一家吃饭都可以。2005年之后，我突然发现，每年回家大人们总会准备一些干粮，倘若遇上留守的邻居去走亲戚，我们中午就会用干粮凑合一顿，并且每次回家的步伐越来越急匆匆地，赶着把祖先们的坟都上一遍，然后又赶着回城，不是不愿像曾经那样停留，而是人去楼空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可停留的。

三

在一些农村搞过调研之后，我开始反思为什么我们院子没有像全国大多数农村那样在经济条件有所好转之后回村建新房，使农村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我想，有两方面的因素导致了我们院子的萧条，村庄的衰落。

一是村庄生活面向。在山东寒亭调研，一位40多岁的大姐说，“你们四川人真是狠心，生了小孩从来不养，两、三个月大就丢给老人，几年都不回家看看小孩和老人”， 我当时听了很不服气，在心里举了很多反证来回驳她。后来观察多了，发现四川人对家和家乡的眷恋相较于其它区域确实要淡漠一些。前两天在火车上，跟一个带着 孩子的年轻妈妈聊了起来，她是湖北枣阳人，在厦门做销售，有两个小孩，大的八岁，小的四岁，两个小孩都带在身边，每年无论工作再忙，她都会抽时间回家看看 父母，听说我是四川的，她就说“你们四川人一点都不恋家，我的一些四川朋友有的十多年都没回过家，经济条件也都还可以，有房有车，都没回家看过老人”。 其实，这不能简单的用是否孝顺对此进行评价，更重要的是这体现了四川人的生活面向问题。巴蜀地区不属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宗族地区，家庭不必须通过社区来获 取自我的价值，打工经济兴起，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在城市现代文化和生活的侵泡下，村民的生活自然向外，有条件在城市买房的，坚决不在农村建新房，条件只 够在农村建房子的，想方设法也要在乡上弄块宅基地建房，几乎人人都向往城市生活，拼命逃离农村。

二是交通条件问题。就我们院子而言，不愿在村落建新房更重要的因素是交通极其不便利。我们村属于偏远型村庄，乡上离县里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村离乡上4公里，步行约40分钟。2005年以前，土路是我们村落与外界链接的唯一通道，记得2002年我爷爷过世，办酒席所需的材料均是用车拉到乡上，再用人力挑回村里，费了很大的劲。2005年，村里修了一条乡村公路，没有硬化，像是一条扩宽的土路，刚开始大家都很兴奋，因为终于可以直接坐车回老家，不用再背着沉重的香烛钱纸以及鞭炮走近10里的路。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年这条土公路就七坑八洞的了，车又很难开回去了，于是我们又重复以前步行的历史。去年村里又修公路了，这次是乡乡通公路，县里的项目。规格比以前的那条路高多了，路面在原路基上拓宽至5米， 虽然路面还没硬化，但是已经是一条像模像样的大公路了，听说还要硬化成水泥的。这条尚未成型的公路已经给家乡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初二回家上坟，走在这条公 路上，车里所有的人都惊呼了起来，大伯母说“变化太大了，早晓得就回来修房子了”，我仔细观察了下，发现公路两旁已经零星的树立起了新楼房。听父母说，我 们家也打算在公路修好之后，回去在年久失修，已经坍塌掉三分之二的老宅基上建座楼房，我问母亲“修建新房要花不少钱，修起之后也只是每年年初和清明回来住 两回，实在不划算，为什么还要修？”母亲回答说“那是根所在的地方”。

                                      2014.2.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