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姣：外婆的故事

一

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听外婆讲故事，尤其是那充满神奇甚至略带诡异的神话故事。从未上过学的经历丝毫掩盖不了她讲故事的本领，任何稀松平常的小事一旦到她嘴下，都会焕发出异样的光彩来，让听者不无为之叹服。她瘦削的身躯已经经受了70个年头的磨砺，白发、皱纹、深陷的眼眶是岁月留下的最明显的痕迹。外婆是个喜欢倾诉的人，一到她家，就会拉扯你说过不停，也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今年尤甚。在大多时候，一般的人在她面前就只有扮演听者的份，听力的下降，更使她沉浸在自己的叙述里。只要有一个听者，她就会滔滔不绝。高亢的音量、清晰的音色，让你完全不会想到，她已年过七旬。此时她的身体亦随之散发出无限的能量来。

外婆从不缺乏素材，因为同一个故事在她的嘴下不论怎么重复，都不会有一丁点重复的味道。她的每一次讲述都使同一个故事展现出不一样的生命和色彩，听者丝毫不会厌倦。

我对外婆的记忆应该是从上学前班那时开始。我打小就没有爷爷奶奶，记得，每到暑假，母亲就会把我兄妹俩送到外婆家，年年如此。当然，其中还有很多时候是我们兄妹俩主动要求去的。因为，外婆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故事乐园，它可以让我沉浸在各种曼妙的想象里。

白日的繁忙随着夜幕的来临而停止，吃完晚饭，洗完澡，托上凉鞋，我、哥哥、外公、外婆四人就拿着一把用棕榈叶做的大蒲扇，搬出一把小椅子坐在屋外的空地上纳凉，天空繁星点点，四周蝉音弥漫。这时外婆的家还是由泥土和木板混搭而成，整个色调偏黄而略带黑，屋子里点着煤油灯，泛着星星火光。屋后是一片小山坡，长满了棕榈树和竹子。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是在等待着外婆的故事。

外 婆会给我们讲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神话故事，也会给我们讲哥哥幼时的童年趣事。因为生了我，哥哥才一岁多，母亲照看不过来，就将哥哥交由我外公、外婆带着。 此外，还有妈妈在家做女儿时的故事以及她自己的故事。我和哥哥倚在她的身边，脑海里时不时浮现出各种画面，不经意间就咯咯地笑出了声来。

外婆的故事自然成了我暑假最快乐的调料。

直到我上初三，学习的紧张以及学校各种补课规定，结束了我的暑假，同时也结束了听外婆讲故事的时光。之后的日子，更是马不停蹄，紧张而紧凑。如今的我已经不再是那个每个暑假都会去她家嚷嚷着要听故事的小姑娘。现在只要回家，都会去看看外婆，但也仅是短暂的停留。

今年寒假回家，照常去了外婆家。外婆家在2004年就翻建新的房屋，两层高楼，搬到了公路边上。原来破旧的木质房屋早已不再，宅基地复垦成了菜园，种上了玉米和各种蔬菜。很多儿时的记忆终将成为了记忆。可我依然想听外婆讲故事。时光正在逐步侵蚀她生理意义上的身体，同时也在丰满着她的精神躯体，过去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个精神的躯体中驻足、积累和沉淀着。

下面是我记下的外婆从她母亲那里所听闻的以及她自己亲身所见的关于她家族的故事。

二

外婆1943年 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这个地方现隶属于张家界市永定区桥头乡。“山多、地多、屋多”，是她对自己娘家家产最精炼的概括。至于到底有多少，她也说不上来。只 是跟我说，从哪里到哪里的田都是她家的，从哪里到哪里的山都是她家的，哪里的谁以及哪里的又是谁租种过她家的地。从她的描述进行推断，她家的田、山等至少 横跨了现在的好几个乡镇。那个时候，就属她家富庶一方。这些家产如何积累而来，外婆不知道，只知道这是祖上留下来的，并还在她父亲的手下不断扩大。她爷爷 有六个孩子，四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她父亲是第二个儿子，名叫徐子坤，别人都称他“赞老管”。大儿子叫徐子恒。外婆的父亲在三岁时生过一场病，据说因为医生 在整治的时候过了头，之后不能坐、不能站，只能躺在摇篮里。长大之后，最终还是成了废人。外婆的母亲，是家里的第二个女儿，别人都叫她朱二妹，1913年 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外婆母亲的爷爷原是现在的张家界市桑植县那边的朱家人，不知是因为逃荒还是战乱，就迁到了现在的永定 区，那时称大庸县，并在这边成家，生下了外婆的外公。外婆跟我说，她小时候还见到过她外公，长长的脸，高高的个子，留着一头牛尾鞭，分三绺编成辫子一条垂 在脑后，长度过腰，但发量已经变得稀少，头上有顶发，每天都会拿着一把梳子像老妇人一样梳着头发。讲到这里的时候，外婆就说现在电视上演的清代的戏都是错 的，他们的头顶上是有头发的。其外公家无田无地，妻子受不了这等贫苦，带着13岁的女儿改嫁到了附近的吴家。外婆的舅舅在20岁的时候说要去做抢犯（抢劫的人，也可称土匪），家里怎么说都不允许，可还是悄悄地走了。只出去一个月，就在外被别的抢犯打死了。外婆母亲的姐姐出嫁之后，其外公就随着她母亲进了徐地主家。此时她母亲13岁。

1926年， 外婆的爷爷想要给瘫痪了的儿子娶媳妇，外婆的母亲就这样到了他家。母亲过门的时候并没有见着父亲的面，父亲被爷爷藏在了楼上。外公问起时，爷爷只说父亲到 外面玩耍去了，还没有回来。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她女儿要嫁的是一个不能走、不能说的废人。可“你穷人的姑娘放到大人家屋里，还有什么好说的”。事已如 此，也无从挽回了。从此以后，外婆的母亲就栖居他家了。

说 到这里，外婆不忘向我描述徐家房子的气派情状。在徐峪这个地方，不知道他有多少栋房子。总之，很多。但从她出生的这栋房子来看，其豪华与威严，可想而知。 房屋四壁是白亮的粉墙，黑黝黝的房柱头上雕刻着精致的花纹。两扇院门又大又高，漆得乌黑发亮，上面贴着秦叔宝、尉迟恭两位门神，一边拿鞭一边拿剑，鲜艳的 色彩使他们的面部表情更添了几分庄严。院门外有一间房子那么宽敞，两边摆着几对箩筐般大小的圆鼓凳子。家里专门请有教书先生，专供这个家的孩子们来读书。 母亲来这儿一年之后，也跟着读书写字。徐家专门有一间屋子供孩子们读书用，能容下百来个学生。因为有这样的学习经历，外婆的五爹在解放之后就当了老师。外 婆的母亲15岁这一年，是一边做家务一边读书。家里请的大娘（服侍人员）被辞退了之后，外婆的母亲顶了上来。这个家一年365天 从没有离开过匠人，不是这儿整整就是那儿修修，就连放柴的地方都是专门的柴屋。天没亮，外婆的母亲就要早早起床，准备做早饭。一边做饭，一边推磨磨豆腐。 磨具就在厨房里。家里还养着几十头壮猪和母猪，有专门给猪送食料的长年（雇工）。此外还有砍柴的长年、碾米的长年。外婆的母亲做事麻利，很多事情都能一丝 不苟的完成，做完早饭之后接着去洗衣服。洗衣服回来再坐在那儿读会儿书，等到做晚饭的时候，又得丢下书本，到厨房里忙碌去了。

18岁，外婆的母亲正式过门嫁进了徐家，从13岁 来到徐家，受了不少苦楚。这时也分了家，共分成三份：大儿子一份、二儿子一份、爷爷他老人家自己一份。分家之后，她也算是个厉害角色，家里的田产全靠她来 经营，租金亦靠她来向各租户收。方圆几百里的人家大多都是她家的租户，就连我外公的父亲都租种过她家的田地。租金就是稻谷。每到丰收之时，徐家里的人络绎 不绝，挑着一担一担的谷子交租金。确实有一些交不起租金的人家，但想到自己也是穷苦人家，面对这些穷人，自然生起本能的怜悯之心。遇到此种情况，她往往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说“交不起，明年再交呗”。至于第二年补没补上，就是另外一说了。可是她丈夫虽然身残，但骨子里着实是个明白人，脑子里清醒的很。 每到交谷子的时候，他就杵着一把用椿树做的脚较一般要长的椅子，向前移动到谷仓口，坐在那里。地下放着一个升子（一种木质的度量容器），手里捏一把玉米， 哪个租户送了几担谷，就往里面丢几粒玉米。所有的租户他都熟悉，哪个租户该交几担谷子，他也记得清清楚楚。当发现有的租户没来交谷子时，他就会大发一通脾 气，想从妻子口中得知究竟。看到这样的情况，妻子也只好说谎搪塞过去，抚平他的情绪。不论怎样，家里所有的谷仓都会装满金灿灿的稻谷。解放之后斗地主时，一听到让朱二妹（外婆的母亲）上台，很多她家之前的租户都会悄悄的溜掉，不忍心参与其中。

三

湘西出土匪已是人们熟知的常识。解放前的湘西，土匪横行肆掠，不论是有钱的地主人家还是贫苦人家无不受到土匪的威胁，这是个充满恐吓和暴力的世界。对 于有钱人家，土匪之前就会跟这家打好招呼，让他准备款子。或者说他的人马什么时候会过来，要随时准备好吃的、住的、穿的。对于穷苦人家，则大多是直接抢 劫，抢到的东西算作下面这些小土匪的私房钱。人们好穿的不敢穿、好吃的不敢吃、好用的不敢用。战战兢兢地偷偷过日子。当然有些大户人家，比如说大地主，也 会买来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武装。这一方面可用作面对土匪时的自我保卫，另一方面也是压迫穷人受其剥削的工具。这之中还有地方有钱有势人家同土匪相勾结，造 成专权的情况。也有很多穷苦人家迫不得已去当土匪的现象。

我 外婆徐家的徐子军和徐康林二人不知为何要去当土匪或抢犯，徐子军称呼外婆的父亲为哥哥，徐康林称呼外婆的母亲为婶娘。他俩争相要外婆的母亲为他们筹款，用 来买枪，说只要给他买枪，就没人敢欺负你们。母亲执拗不过，就把自己的一副金耳环给卖掉了，几经波折才买到枪。首先是把金耳环换成了七担谷，之后七担谷换 成钱，钱又买桐油，桐油换成光洋，最后再由光洋买回枪。此时离解放仅有两年之久。给这两人买了枪之后，与外婆家有亲戚关系，外婆称他为哥哥的徐三才也威胁 外婆的母亲给他买枪，他是抢犯头头。他家也是个地主，但家里的田产都被他卖光了。解放之后，给他评了个破产地主。外婆的母亲将徐三才要她买枪的事儿告之了 徐子军、徐康林二人，鉴于这二人的势力，他才就此作罢。

但就徐子军、徐康林拿着枪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未向外婆细问。她依旧按照她的思路说了下去。

1949年前后，解放军进驻，进行大规模地剿匪，徐子军、徐康林二人便在被剿之列。徐子军直接在同解放军作战的时候被打死，徐康林则被关进了一个大仓里，之后也被枪毙了。

四

1949年，这里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迎来了解放的福音。但对我外婆的娘家来说，无疑意味着毁灭性的打击。这一年，外婆的母亲36岁，外婆6岁。

外 婆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外婆的父亲是残疾，批斗地主时，根本无人问津，所有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了外婆的母亲头上。开会，批斗，思想教育成为外婆 母亲每天必行的功课。所有的家产，如田、地、房子以及家里的所有器具有的充公，有的则分配给了田地较少或无田无地的贫下中农。外婆向我形容那时的情况，起 码有百多人上路，男男女女挑的挑箩筐、背的背背篓，一行人从外婆家对面的田埂上走来，就如军队行军一样，声势惊人。家里的东西就只剩下她父亲屁股底下的那 把椿树做的椅子，其他的凳子、被子、雕刻的木床、锅碗瓢盆、鸡鸭猪，甚至连家里做腌菜的菜坛子以及烧火用的火钳都搬走了。所有的东西都一扫而空，只剩下屋 子里的几根木柴棒，以及每个人身上穿着的那一身衣服。每天晚上，家里的四五口人就只有坐在木头上，在火坑旁取暖度日，想睡觉了就坐在那里打瞌睡。外婆家是 在四村，外婆的爷爷住在五村，五村打地主稍微晚一些，于是爷爷就搬了一床没有被套的旧棉被给他们。那时正值寒风簌簌的冬天。

改革开放之后，外婆还看见她母亲自16岁开始就戴在手上的玉石镯子在毛桂强母亲的手上，他母亲去世后，又转到了他媳妇手上。解放之时，毛桂强是村里的保管员，从地主那里收缴上来的东西都由他保管。外婆猜想，这肯定是他没有上交，自己私吞了。

此 外，他们还要不断转移地点，到不同的地方住，一般都是地主之间互换。这个地主家的房子给那个地主住，那个地主的房子给这个地主住。来来回回，不停地变动。 用我外婆的话说，“他们就是想把你赶出你的窝子，让你穷得更加彻底些”！有一阵子外婆一家人住在兴隆街一个叫徐继州的地主家，之后又被搬到一个叫张柏根的 地主家。讲到这里，外婆不时感叹她原来的家有多么多么好以及那时的人们又是怎样的仇恨地主！

而 外婆的母亲每天不是在开会的地方，就是在开会的路上。每天都有十来个民兵敲外婆家的门，将外婆的母亲带到兴隆街开会。有时开会没什么事，就叫回家。可有 时，只走到离家一半的路，突然又来几个民兵将她带到兴隆街开会。不论是下雨还是下雪，照开不误。有时，很晚才会回来。回家之后，就坐在门外的木桩上，不停 地想，不停地想。有时真希望在夜晚回来的路上被老虎吃掉就好了。可是哪知，她连一个鬼影都没碰见过。外婆向我这样说到。

除 开会之外，外婆的母亲还有一项到外面去乞讨的任务。那时讨米，不管她走到哪里，都会遇到她家之前的租户。这些租户想着之前她又没怎么为难他们，都很殷勤地 接待她，给她办酒办肉吃。临走的时候，还会给她送上一些谷子或大米。到了晚上，继续开会，检查任务的完成情况。外婆的一个姑姑是官坪吴家的女儿，她哥哥是 个抢犯头目，也是个恶霸地主。姑姑嫁到了徐家这边的另一个地主家。“十指未沾阳春水”的她碍于面子不愿意去乞讨，每到白天就躲在附近山上的树丛里，晚上才 悄悄地溜回来，开会时，自然成了被批斗的重点对象，没少受苦。

地 主共分为两类，一类是恶霸地主；一类是剥削地主。二者的评判标准只有一条，就是有没有搬过枪。如果搬过枪，则为恶霸地主，最终的结果是被枪毙。如果从未搬 过枪，就是剥削地主。外公提到的附近也就是现在教子垭镇上的秦立成就是个恶霸地主，做过乡长，之后还成为五大队伍区的头儿。对于剥削地主，一方面是将家产 没收，一方面要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改造。我外婆家是所谓的三代本分地主，被划分在剥削地主之列。听我外公说，那时的地主要么是剥削起来的，要么是自己劳动 起来的。那种大地主则大多是剥削起来的。说道剥削，就如今天的放高利贷。手头有点紧的人向他家借钱或谷子，下一次还的时候按照一定的利息进行计算。如果下 一年没还上，就继续向上累积。就这样越滚越多，到达期限时，有家产的抵家产，有田产的抵田产。外公提到黄家的一名叫黄一三的人，就属恶霸地主，并且是保 长，他就经常以他的势力威胁那些无田无地的贫民为他做工，并向那些有点田产和家产的人放贷。

外婆的另一个叫徐子静的姑姑，嫁到了原来大庸县的丁梅生家，这家是做糖食果饼生意，开了一个大店面，请了很多师傅做工。外婆的奶奶就跟他们一起住，解放之后，爷爷的家产都被划归到她家门下，打成了地主。外婆的奶奶被赶下了乡进行了批斗，爷爷被弄断了一双手。

划好阶级成分等这些预备工作做好之后，1952年正式进行土改。地主的土地同贫下中农的土地统一收上来，再进行分配。听外婆说，那时很多好的田地都被贫下中农分掉了，剩下的坏田都给了地主。比如她家的田就是浸水田（土壤很湿，水极难排出的田），容易长蚂蟥。

一 个地主家庭就这样没落了，虽然解放后的他们还称地主，但地主的名号仅仅成为了一种身份的标志，是解放之前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过往的凝结。他们也将背负着这个 名号，等待着接下来的另一场风波，同时这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号。时代也赋予了这个看似个体性的地主家庭一种社会性的意义。

五

1963年，20岁的外婆嫁给了时年25岁 的外公，他勤劳、老实、本分。短暂的地主生活对于她来说，仅算作“无”，“生在地主家，没有过过地主的日子，反受地主的苦”是她对她自己横跨两个时代的生 命总结。“地主子女”的标签陪伴她的左右。文革时期，她带着这个标签走上了批斗的舞台，当着众多群众的面撇清她同其出生家庭的关系，并于此时宣告了她“地 主”生涯的终结。

如今她大伯的子嗣已不再延续，徐家家族的香火仅在她弟弟的门下传递，只是换上了新中国的血液。她的子女陆续结婚生子，孙子、外孙都已长大成人。作为一名普通的农民，完成着一名农民最普通的人生任务，或许这才是生命最真实和最永恒的意义所在吧！或辉煌、或痛苦的家族记忆都将慢慢地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

外婆向我讲述这些事情时的情绪是复杂的，你能感受到她在谈及家产被没收时以及母亲受到各种待遇时的愤懑，但却丝毫感受不到她对那个时代的怨恨。几十年来，房间两边的画像一直都在更换，唯一不换的是堂屋前面高高挂起的毛主席像。也许很多事情，她也弄不清想不明。只是觉得，一切事情都有它发生的道理吧！虽说往日很苦，但如今还不是过上了简单却幸福的日子？或许如果没有了往日的那番痛苦，也就不会有今日的太平世界！与其细数昨日之苦，不如细品今日之甜。

现在想来，这些事情，如果我不来问，恐怕她也不会再提起了！

杜姣，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湖南张家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