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锋：宗族性村落的公私人情

第一年参加工作，曾在年前做了一个过年预算，过年给长辈（约7000元）和小孩的压岁钱（约3000元）、岳父的寿辰（需要贺礼与送年，累计6000元）以及其他各种人情往来（同学结婚、长辈做寿、亲戚串门等），累计近两万元。这些钱，大体都是按照我们当地的一般标准预算的，而非是我们出手多么大方。这样的预算结果，着实把我们自己吓了一跳。

在农村，按照习俗，订婚即是意味着成了家。这就意味着不再仅仅是父母操持的母家庭中的一员，而是需要承担起家庭的一份责任，更是逐渐成为了宗亲与姻亲家庭中的人情单位之一。也就是说，农村里，自我人情单位独立形成的主要标志是成家，而不是你成年了，或者仅仅是开始工作赚钱了。曾经一直在全国各地农村调查，许多地方的农民对于人情负担已经怨声载道，今年我也深刻体验了一把农村的人情负担。不过，围绕着春节期间人情往来发生的二三事，再与其他地区的村庄做一比较，却也颇有意思。我的家乡在福建的东南部，这里的村落一般都有上千年的历史，而且往往一村一姓，从历史的追溯来说，整个村落都共属一个祖先，然后逐步发育成为若干房支，这里是典型的宗族性村落。因此，与中部地区的一些原子化村落相比，这里的村庄有着诸多的规矩，人情往来也不例外。

一  仪式性人情：不可逾越的“公”

按照阎云翔的划分，人情可以划分为仪式性场合的人情与非仪式性场合的人情。仪式性场合主要指的是在一些相对公开的场合所进行的礼物交换，例如农村婚丧嫁娶、盖房做寿举办酒宴中所进行的人情往来等等。

今年正值我岳父六十大寿，岳父自己并不想操办，一则自己不愿承认已经年逾花甲，二则更不愿意给家人添加麻烦，给子女添加负担。不过，子女的想法恰恰相反，他们一则想表达孝心，二则整个家族今年有10个人做寿，别人都办怎能我们家不办？再麻烦再累也得办，而且希望办得风风光光，否则就是让子女脸上无光。于是，最后，两代人达成妥协，约定就小办，只请自家人，也就是说，只请本家族五代左右的兄弟姐妹。不过，由于温氏家族庞大，就在不请远亲、朋友、同事的情况下，也需要操办8桌的酒宴，每桌12人。

寿宴当天，我负责记录人情簿，于是也就对当天的人情往来状况甚为熟悉。当天总共道贺户数共计40户，礼金最低的200元，最高的1000元，共计收到礼金约14000元。礼金金额的大小基本上是一种差序格局的分布。往往隔了三代以后的表亲一般送200元或300元礼金，堂兄弟一般统一送500元礼金，姐妹们统一送600元礼金，兄弟两个各送了1000元礼金。这样整齐划一的送礼标准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处于同一差序系列中的兄弟姐们共同商量好的一个统一标准。这一标准不就高，也不就低，就是按照当地或者家族中通常的一个交往标准，而不论同一差序中兄弟姐们的家庭经济状况。一些家庭条件较差的家庭实在无力支付，其他兄弟姐妹也会先行为其垫付，直至达成一个公共的标准。也就是说，在人情的公共账面上，事实上已经对每个人的人情往来标准有了固定的标准，而没有太多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而这也维护了每一个人的面子与尊严。

这种公共的标准不仅仅体现在送礼的人的礼金标准上，而且体现在主家的回礼标准上。例如，在这次寿宴中，凡是送了300以下礼金的均回100元的红包，凡是送了500元的礼金均回了200元的红包，而送了600元以上的均回了300元红包。除此之外，大方的岳母，还给每户家庭准备了一包满满的小礼物（内含花生、橘子、饼干、糖果等）。然而，这一举动却是引来第二天同样需要操办寿宴的堂兄弟妯娌的满腹意见，因为她并没有打算给所有的家户回礼。在当地的传统规矩中，并不是每个送礼金的家户都要回这一礼物，只是那些捧了寿面且又送礼金道贺的人才需要回礼。因此，大方多送礼物的岳母不仅遭到堂婶的抱怨，还遭到了自家人的批评与抱怨，说其不懂规矩，不问老人，自作主张。换言之，这种仪式性场合的的人情往来不仅作为一种仪式性的表达，更是暗含着一套公共的规则，个人并不能随意逾越。否则就会伤及其他人的面子和尊严，更会因为破坏规矩而遭非议。

总的来看，宗族性村落的人情往来，虽然礼金逐年也在攀高，但更多是随着物价上涨而上涨，人情交往的内涵没有太大的改变。仪式性人情的频数仍然很低，主要就是婚丧嫁娶、盖房生子，而少有其他名义借机办席敛财的。农村的经济社会分化也并没有演化为盲目的攀比，进而形成对下层村民的排斥，使得穷人办不起酒席，或者只好压缩规模办酒席。显然，宗族性村落中仪式性人情有着不可逾越的“公”，仍然让我们看到了较浓的“人情”味。

二 非仪式性人情：各尽所能的“私”

与仪式性人情相比，非仪式性场合中的人情则有着很大的自由伸缩空间。按照当地村民的说法，感情好并不是要在人情簿上体现的。仪式性往来的人情簿上通常能看出一定的感情远近，但更根本的是在非仪式性人情中体现出来的情感表达和互助接济的内涵。因为，仪式性人情往来往往是公开的，涉及到面子与尊严问题，且从长远来说，人情往来是相对平衡的，它虽然也兼具互助性的功能，但更多具有象征性的意义。非仪式性场合之间的人情往来则具有较强的私人性，在宗族性村落地区还体现出更强的资助性功能。

过年了，对于家族中年纪较高的老人，例如叔公、舅公之辈，小辈们往往都会买一些礼物或者给一些零花钱，但是，对于买不买、买什么、给不给、给多少，不同的人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能力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即便是兄弟姐妹，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这种情况下，也不会遭到多少非议。

另外，有钱的家庭在宗族性村落的人际交往中，还可以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典型的表现为帮助家族的成员度过一些重要难关。家族中如果有一个年轻人到了28岁或30岁以上尚未结婚，往往就会成为家族催婚的焦点，如果是因为经济困难，兄弟姐们甚至叔叔辈都会各尽其力为其筹资结婚。同样的，遇到一些重大疾病，以及盖房、考学等这一类人生的重大事情，家族中的各家皆会按照个人的能力来贡献自己的力量。于是，在宗族性村落中，一个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不需要操办酒席，就能获得家族中的各家送来的一些号称“买水果的钱”，这些钱也是标准不一，全凭心意和能力。这种非仪式性的人情不是对等的，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不求回报的，因为并不是每家都有孩子上大学。因此，它更多体现出一种资助性的内涵。当然，受资助的孩子和家庭则不一定直接的以礼金回报，但这份恩情却是需要感念的。他日如若有成，也是需要回报或者照顾家族或者乡亲，否则就可能被视为忘恩负义的家伙。

这些非仪式性场合的人情，不在公开场合表达，具有一定的私密性。不过，在熟人社会与半熟人社会的圈子中，也会逐渐成为一个公开或半公开的秘密。因此，那些经济条件好的，又出手比较大方的人也会赢得了家族与村民的赞誉。我们家族的一个堂叔，在上海做生意发家之后，回家便盖起了一座大房子，将房子的一半划分给了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大哥。他的这一事例被乡民广受称赞，且广为传播。与之相反，另一户村民，也在上海做生意，目前有上千万的资产，却只顾自己，不仅没有帮助其另一个兄弟，而且没有给家里的老母亲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而成为众人非议的焦点。

所以，非仪式性场合的人情往来不受统一标准的束缚，更多凭借个人能力与个人良心，其评价标准是差别化的。那些想要体现自身价值的村民，不能在仪式性人情中逾越“公”的规矩，却可以在非仪式性场合进行充分的展演。但是，这种差别化的评价标准恰恰是要求经济条件更好，能力更强的人有义务为家族和村庄做更多的事情，否则就会遭到众人的非议。这就意味着，在宗族性村庄中，无论是仪式性人情还是非仪式性的人情，其都内含着共同的公共性，朝向良性循环的发展。

三 对待人情的“表情”区域差异

   在东北与江汉平原的原子化村落调查时，人们往往谈到“人情”就色变，名目繁多的人情让老百姓苦不堪言，不仅是婚丧嫁娶，盖房生子，还有考学、参军，甚至建猪栏都要办席，于是百姓对于各家想着各种名目办酒席的人情才会怨声载道。村民反映，如果三年之内不办酒席，家庭根本无法承受。但是，因为每个人都想着要把自己付出的人情礼钱收回来，导致没事的家庭也都要找事办，甚至一些家庭借此作为一种敛财的工具，由此，村庄中的人情往来陷入恶性循环的泥塘。大家所有的礼钱最后都耗费成为酒宴和鞭炮，每个家庭事实上都成为了人情往来的输家。在这样的村落中，对待人情，当然只有“讨厌”甚至“痛恨”的表情。人情就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负担，而且是一种精神负担，没有人情味的人情，也就自然异化了。

再看家乡的人情往来，人们虽然日益感受到了人情礼金的增加，但是农民的收入也在增加，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也在不断的上涨。但是，人们并没有将其视为一种“负担”，尤其没有将其视为一种精神负担。在这些仪式性人情的场合，我还是看到了更多欢心的祝福和浓浓的情意。而那些非仪式性的人情往来，那种共患难的精神仍然饱受称赞，而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面子竞争。没有异化的人情，也让自己颇感欣慰。

农村人情性质的区域差异，与村落的社会结构紧密相关。原子化村落是一种分散性村庄，村落历史较短，村庄社会结构发育不足，没能形成一种笼罩性的结构性力量来抑制“私”的膨胀。因此，村民更多基于个人或小家庭的利益为中心，村庄中的一些传统规矩很快就被个体性的行为所冲破。而在宗族性村落中，由于宗族有着强大的结构性力量，在仪式性人情中，个人对于规矩的逾越很快就会受到非议而被抑制。随着村庄经济社会分化，又产生了非仪式性人情中“各尽所能”的私这一良性表达机制，从而没有在仪式性人情中形成的阶层分化的排斥机制。与此同时，包括人情往来在内的各种农民行动，又在进一步形塑与强化着村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规范。

陈锋：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福建永泰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