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刚回到家乡，就听母亲说附近一座“老教堂”被农民拆掉，原址上建成了祠堂。祠堂去年腊月16日落成，今年年初六唱戏。这座教堂没有名字，我们知道的是它坐落在“教堂潘”湾子中央，这个湾子因“教堂”得名，它是家乡的一座历史最为悠久的建筑物。
这座老教堂有非常古老的西式宗教建筑，有罗马拱式门窗，有高高的屋檐，远远超出当地民居。这座老教堂有非常多的故事，如今老教堂被“教堂潘”人拆掉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大概过了几十年后，就没有人再记得这座教堂的历史，除非像我这样曾经关心它的人把它的故事记录下来。
二
“老教堂”令我想起了中国农民的宗教生活，对一个研修社会学的研究生来说再平常不过的。“宗教”是关乎“超越”与“神圣”的事务与观念。宗教生活构成农民日常生活的一种隐秘部分，而“外来宗教在农村”是一个隐秘而缺乏调查的问题，各地区的文化传统不同，因此外来宗教进入时间、方式和后果均不同。
我家乡是长江中游、鄂东南的一个农村，深处内地，村落人口基本是江西省迁来，许多村落历史仅仅有100多年。2009年我本科毕业那一年，我对家乡的农民宗教生活有过一次调查，发现家乡是我在全国各地调查所见到的农民宗教生活最发达和形式最为复杂的一个村庄。虽有几平方公里和不到2000人口，却包含着四大宗教：
第一是中国农民传统的“祖先崇拜”，以祠堂为特征，第二是东汉时就传入中国的佛教与本土道教，以庙宇为突出特征，第三是基督新教，在20世纪90年代传入村庄，以家庭教会为突出特征，目前有十个左右教徒，第四是天主教，即“教堂潘”村落中有老教堂，目前有5个老教徒。
据调查，外来宗教在汉族居住区主要有基督教。例如华北平原外来宗教容易进入，而南方农村外来宗教传播异常艰难。基督教在华北地区传播得十分迅速，在河南周口市的一个村庄调查发现基督教徒占据村庄总家庭的三分之一，村庄基督教文化逐渐占据主流。天主教则在中国大地上较少迅速传播。奇怪的是在我所处的南方农村，天主教这么早地在村庄传播，是比基督新教古老得多的外来宗教。从这座老教堂的命运中可以呈现出来家乡的文化传统和农民宗教生活的本质。
三
史书上大概没有记载老教堂的历史。村落中的庙宇都有自己的名字，例如四峰寺、龙王庙和岳公庙，而老教堂却没有一个名字。从来人们称呼它是“教堂”，也知道它非常古老，却没有农民追究背后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与今天它被拆掉的命运之间的关系。
该村所在乡镇并没有另外的天主教堂建筑。在附近的太子镇，有一座天主教堂，它是联系该老教堂和留下来的几个教徒的“上级”。经由太子天主教堂，黄石的主教（神父或长老）来到“教堂潘”来处理教务：看望老天主教徒，拨款维修将要垮掉的天主教堂等。
潘奶奶（原姓不知是什么，因嫁入潘族，习惯上称“潘奶奶”）是还活着的最老教徒，她今年90多岁，到婆家来就受洗成为标准的天主教徒。这座教堂是它公公建筑的老教堂，建筑时间有100多年。根据多人回忆证明，这座教堂建筑时间在19世纪末期。由美国天主教会神父长老援助。依靠当地农民和贫瘠的土地，怎么能修建如此宏伟的建筑物？
老教堂至少有200平方米的面积，20多米长，十多米宽，有20多米高，建筑物狭长而高大。建筑物风格为西方罗马式，如门窗均是拱形木窗结构。目前的教堂内部装饰，相对于本地庙宇和祠堂较简单，可能是由于缺乏经济，前几年调查时只发现有“贴出来”的十字架和摆蜡烛用的桌，里面有几排长椅子供教徒们坐着。
据老人回忆，这座天主教堂在解放前曾经非常繁荣，附近有几十个人信仰天主教，但是解放后就衰落了，仅剩下5人。难以想象，在19世纪末期有数个美国天主教徒来到内地农村传教，并最终依靠当地农民信徒建立起一座天主教堂。为什么当地农民没有抵挡这一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一个可能的解释说19世纪末期村庄经济衰败，宗族势力衰弱，天主教徒利用十分松散的村庄结构成功输入外来宗教文化，依靠当地信徒建筑天主教堂。
四
解放后，这座教堂就衰败了。衰败的原因在于新文化和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那时本土宗教被当作迷信被打倒，天主教被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象征和工具同样被打倒。教徒的活动不得不停止或把宗教信仰转入地下。
我大伯是70年代末期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回忆说在70年代这座“教堂”是集体用来储存粮食的仓库，每年社员要到这里集中聚集分配粮食，这里曾经举办过集体的手工业，村里的工匠在这里生产农机具、生活用具等。
82年分田到户之后，随之是人民公社解体，建立乡政府。佛教庙宇纷纷恢复起来，但是天主教并没有恢复，80-1998年该教堂主要用于中学礼堂。保持信仰的信徒依然只能在家里对着圣母玛丽亚念圣经祈祷，表达内心的虔诚。
在八九十年代，此处附近是一座初中，名字为“宏周堡初中”，这座教堂正好充当中学礼堂，用于集会和体育活动，并是附近儿童游玩的地方，我小时候经常在这里打乒乓球。1998年，中学撤并，学校建筑物和土地被卖给当地农民，教堂则“归还”给天主教教会。但是没有任何的法律证明，比如如佛教寺庙一样，有挂在墙上表明它是一处合法的归属教会的财产、活动场所。
一直到最近几年，我每次回家乡，才感受到这座老教堂回归了它最初在19世纪末期的宗教用途。有一次，我经过这座老教堂，看到一个老奶奶在里面虔诚祷告，高大的教堂空荡荡地，剩下它一个人。那时我称她为“孤独的祈祷者”。
五
信仰是私人的事情，也是相当社会性的事务。天主教衰落不仅从教堂在解放后一直归公使用表现出来，而且从信徒的心态可以看出。
天主教徒只在教堂潘存在，当前总共有五人信仰天主教，一个是潘奶奶，还有另外一个老婆婆，也有80岁以上，另外三个是妇女，全部是父母亲死后传给后人的，他们大约在50岁左右。相对于2个老奶奶，三个年轻妇女信仰得并不“真”，因为他们并没有经常学习圣经，也没有遵守天主教的风俗去教堂祷告。
没有人知道这个老教堂前几年实际上恢复了宗教用途，因为她们的势力太弱小了，而且对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缺乏扩散欲望，也缺乏保护能力，这一点与基督新教是极度不同的。2位老奶奶中，潘奶奶相当虔诚，但是年事已高，无法走动了，另外一个80岁，只有她还坚持经常去老教堂去诵圣经，她说“每日如此”。
老人对国家宗教政策还不是很清楚，潘奶奶向我询问“现在信仰天主教行不行？”，我说现在“宗教信仰自由”。他很少看电视，90岁的年纪对于她来说仅仅是享受后人的孝顺。她又介绍到“这个教堂现在已经列入宗教文物，没有人敢动这块土地的”。目前面临的问题是没有经济修缮，年久失修后就可能垮掉，她询问我“是否能让政府拨款来修”。她没有想到这个老教堂未来保不住了。
六
天主教徒受到的社会性压力是较大的，因为绝大多数农民并没有信仰天主教。这些社会性压力并不完全是外在的。他们自己也并没有区分天主教徒和中国传统的信仰的重要区别，即中国传统信仰充满了人格神，祖先是人格神的一种形态，在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看来，这是“拜偶像”、“拜鬼”，他们这些天主教徒去世之后仍然要与周围农民一样举办仪式，入土为安，并立碑纪念。只是在碑志上刻上“十字架”表明它是一个 “天主教徒”
不走这么多仪式是不行的。中国文化的强大笼罩性压力通过家庭和宗族事务显示出来，弱小的天主教文化根本无力触动其根基。按照传统风俗办丧事是一个表现，另外一个重要的压力是宗族共同的事务，这些天主教徒没有理由而且理由拒绝。
2013年春节后，教堂潘湾几个中年人准备兴建祠堂，地址就选在老教堂。族人认为：100多年的老教堂已经衰落，只剩下几个老人活动，下一代并没有人信教，如果不拆掉就要垮掉；老教堂并没有合法的手续，并没有纳入到县宗教局的布点中，因此并没有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再说教堂潘湾一直以来没有祠堂（与老教堂影响有关），在近二三年各村庄均兴建祠堂的大环境下，提修祠堂有舆论基础。
主要参与人潘际德，年龄近60岁，他以前是村长。他的爷爷是修建这座教堂的“主教”，他父亲从小是天主教学徒，后来解放后就没有再入天主教。到他这一代，则没有几个人进入天主教，只有上面提到的3个妇女“接班”进天主教。
新建祠堂耗资为50多万元，得到族人支持。潘际德回忆说，“说起修建祠堂这件事，人人支持，每一个‘红丁’（族里的男丁）出5000元，一共98个，不需要自己去收钱，各家庭往这里送”。祠堂在2013年腊月落成时，收了一些礼金。 而拆掉老教堂修建祠堂有困难没有，他认为完全没有问题。
资金并不是问题，根据预算一家一户收钱，这是传统的规矩。土地并不是问题，尽管这块土地是教会财产（使用权可能归教会），但是族人认为这座教堂就是他们的祖先修建的，占据的也是教堂潘湾的地皮，因此国家和教会均无权干预。再说该建筑物没有宗教上的证据，又要垮掉可能危及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县宗教局给他们批了手续。尽管太子和大教会来了人干预阻止，但一进村被族人赶了出去。在拆掉天主教堂这一件事上，天主教徒彻底处于下风。
我访问过一个年轻的天主教徒，他家里5个男丁，因此要出25000元。我问她的态度，她说对于把天主教徒拆掉修建祠堂这件事，“内心里反对，却从来未在村庄公开说”，因为“势力弱小”。她的家就在新祠堂下面，因此她感到些许不安。
老教堂拆除之后，老天主教徒和几个稍年轻的妇女以后只能在自己家里念圣经和祷告。他们并不烧香纸，也不供奉肉鱼酒给祖先，而仅仅是点蜡烛，因为天主教徒的身份不允许她们按照传统的祭祀风俗到祠堂祭祖。他们生活在一个个家庭中，家庭成为额外的宗教场所。
七
2013年年底后，天主教在村落的遗迹和象征消失了，拆掉后建设的竟然是象征着中国传统宗族文化的祠堂。
把天主教堂拆掉建设宗族所共享的祠堂，这个祠堂就是中国人的“教堂”。过去教堂曾经一再衰落，随之而起是中国农民的传统信仰的兴起。新祠堂具备典型的中国式风格，正门有威武的石狮，有雕梁画柱支撑起的三层阁楼，屋顶到处是飞檐斗拱，里面则布置有传统戏台，坐在中央的是历代祖先。
中国农民并不是没有宗教，中国农民的宗教生活是发达的，他们信仰的“宗教”并不是西方式的与一个彼岸的对话的上帝，他们信仰的是自己的祖先，是自己的子孙，同时也是他们自己，是世俗的，也是神圣的，因为它支撑着每一个中国农民的生活意义，无论男女。类似于“新教”，这个宗教赋予每一个人“神圣”的机会，成为一个家庭，繁育自己的子孙，就能够成为祖先受到祭拜。中国农民信仰“人”而不是一个彼岸的“神”，信仰的是“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教堂潘”的名字以后会一直流传下去，教堂大约是永远再也无法重建了，因为它已经失去了19世纪末期那时的文化基础，孤立的宗教建筑物的命运注定是灭亡。中国人难以信仰一个“神”，即使是这些仅存的天主教徒，对它们来说，无论是否入了天主教这样的宗教形式，家庭仍是一个宗教场所，入了天主教，他们仍然要和其它农民一样，要娶妻生子、传宗接代，成为后人的祖先。
2014-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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