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农村政策并不能在农村落实，反而把农村搞的非常乱”，在第七届县乡干部论坛“关于农业现代化”问题的专题讨论上，来自山东临沭县涝村的张书记用10分钟讲了自己的独到的观点。

涝村张书记，是一个普通农民，25岁开始任村支部书记，已经有16年，是县乡干部论坛中最基层—行政村的支部书记。经过胡晓芹老师的邀请，来到会场讲述自己所体会的农村实际。涝村是一个纯农业村，没有任何特殊的资源，人均耕地1.6亩，中老年人在家里耕种土地，青壮年在外务工经商，在农忙时回家帮忙播种、收割。

他没有准备正规的草稿，凭农村工作经验，提出了对当前农业政策的一些疑问，与会者对他的发言印象深刻。下面是其主要观点摘要：

1 政策不重视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任何农村政策都需要到基层村一级落实。现在很多学者、专家出的很多政策，没有落实，也是没有意义的。专家学者认为选举能够选举出农村能人，能够带领农民发展致富，但是在目前的政策条件下是选不出能人的，因为基层干部缺乏积极性，原因有二：

一，因为待遇过低，当村支部书记年工资8000元，经济上待遇不高，书记工作很忙碌，各级政府政策最后到村庄落实，不能出去打工；且政治上并没有前途，如果支持村支部书记提拔为各级公务员能够激励农村干部的积极性。

二，因为没有权力，也难以承担责任，隔壁村庄的一个农民的一块地被征用来修建公交车站，该农民当时签订协议同意，后来反悔认为补偿过低，到北京上访多次，导致村支部书记被免职。张书记认为“村干部目前没有权力”，无法治理如同上一个农民那样的少数“无赖狗”群体。

2 重复性土地确权带来农村混乱

目前山东省土地确权文件已经下达，村里正在开始确权，确权不仅确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且确宅基地权利。张书记认为：1998年已经“确权”，承包经营权本本已经发到农民手中，2003年进行了换证，现在又来进行一次换证，有什么意义呢？认为现在土地确权，没有意义，越改越乱。农村承包经营权已经非常稳定和清晰，该谁家的就是谁家，都是熟人，不会随意把农民的承包地收回来。

另外是宅基地确权。张书记认为，涝村农民一直以来“以种地为主”。村级组织为了严格土地管理，限制农民多占集体土地建房，实行不区分宅基地和耕地的政策，也即耕地和宅基地分配“挂钩”的政策，比如一家农户分了10亩土地，如果宅基地占用0.5亩，那么实际耕地面积是9.5亩。这样就可以遏制村民多占宅基地、一户多宅的现象发生。

张书记认为最好不要动30年不变，涝村1998年定下承包经营权30变，但是这次确权可以进行连片称包。确权如果是把土地从细碎化的地块能够集中起来，这是农民欢迎的。如果这次确权如果确定“长久不变”的土地承包权利，那么大多数农户都反对，因为这违反了集体所有制下的村庄公平观念。“农村有的农户人口少种地多，有的农户人口多种地少，人口一直都在增减，怎么能够确定得了？”

3 发展家庭农场的前提是解决中老年人就业问题

许多专家学者均讨论了发展家庭农场是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基础，张书记说他不同意这个政策。

张书记认为：村里很多中老年人，依赖土地获得基本收入。他们到城里去，没有人要他们。而且城市里有许多下岗职工，他们的就业问题都没有解决，何况能够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因此村庄的农民不愿意把土地流转出去，这是他们的生存保障。张书记算了一笔帐，很实际。

一个家庭农场至少得50亩以上才有效益，但是“他种50亩，我们就会失地！”张书记认为，发展家庭农场首先要解决好农民的就业问题，农民只有土地经营。张书记认为“农民不喜欢种地，不代表他们不种地。”如果强制进行土地流转，那么能够得到土地耕种就是强势的人，大多数农民就没有地种，处于弱势，这将造成很大的矛盾。

张书记所在的涝村是占据全国80%以上的普通农业型村庄，它没有城郊村的土地增值利益分配的巨大资源，也没有国家大量项目建设投资支持。农民家庭一方面依靠青壮年外出务工收入，一方面依赖承包土地获得农业收入，农业收入构成了农民家庭收入结构不可忽视的重要一部分。

这样的农村最需要农业政策支持、关心，最需要专家学者要仔细研究生活在这种农村的农民诉求是什么。实际上却难以得到农业政策、专家学者的关照。决策者、专家和学者完全为若干典型村、示范点吸引了。

从张书记的发言来看，农业政策目前已经到了反思是“为了谁”的立场问题的关键时候了，农业政策是为了大多数的小农还是为了少数农业资本家说话，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路线问题。许多县乡干部均注意到这一问题，目前的农业政策到底是“为了谁”，在县乡干部论坛上被激烈的论。

一些县乡干部提出，以往县乡干部论坛主要是为了发出基层干部的声音，抵制主流媒体、学者专家对基层干部的污蔑和偏见，而现在县乡干部论坛要有一项新任务是：“保护小农的生存权”。一些县乡干部提出“保护小农”的号召，要保护占我国农民大多数的农民，要为真正的农民说话。

从县乡干部各地的报告中，可以发现中央和地方的农业政策有一个明显倾向，就是站在少数农业资本家立场上说话，比如认为家庭承包经营已经过时，没有效率，认为要主动培育以规模经营为基础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激进推进农业现代化或与之相关的“四化同步”。诸多县市制定的农业政策以高额的财政补贴、土地流转政策等，支持农业资本、以土地流转、创建合作社、龙头公司的名义与农民争夺微薄的农业收益，以至各地均发现兴起了各种名义的大规模的土地流转，人为制造数百亩、上千亩，甚至几万亩的种田大户。

对以上资本下乡现象，程漱兰教授尖锐地指出，“我们要正确和精确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警惕资本大鳄借“土地流转热”大量流转农民土地，以现代农业的名义大肆进行农转非、以土地进行抵押贷款，造成不可逆转的农民“失地”现象。

2013-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