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家乡所见所闻所想

杜园园

（中山大学哲学系）

这次回家感觉家乡的变化很大，早前在电话里就听老妈提起过，暑期回家亲眼目睹了。村庄利用新农村建设项目，建了一个小型的广场。晚上很多的村民都会在广场上跳舞。那晚，我陪着老妈去了广场，天渐黑母亲就按捺不住要去，老妈说那边人多热闹。果不其然，刚到广场就已经聚集了很多的村民，妇女伴随了歌声偏偏起舞，中间还参杂了小孩子。年轻的小伙子就旁边打乒乓球，年老的就搬个凳子乘凉聊天。当然还有一批类似我这种人，在一旁观看着。几盏太阳能灯将广场照的格外明亮。

我们村是一个宗族性的村庄，村庄规范比较强烈。宗族长在村庄内的权威比较大。记得小时候，母亲总是以宗族长来吓唬弟弟：“如果不听话就让族长将你驱逐出去”。妇女能从家庭中进入到村庄中的公共场所，并且载歌载舞。这在以前是相当不雅的事情。我问旁人：现在的老年人怎么看？会不会看不习惯？访谈者说：一个人单独的跳还是看得惯的，如果是两个人抱在一起，像跳交际舞那样估计就会说了。”几年前，我总觉得广场舞只是城镇里面才流行，在村庄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因为村庄既没有那样的条件，村民也不会有那样的闲情逸致。可是近年来，随着村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传统的串门现象日渐消失，而村庄又没有发展出其他公共文化生活。电视机将村民们“禁锢”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很多的村民的行为内缩到家庭里。

在广场上偶遇了村庄的支部委员，于是聊起了天，了解了下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家乡。村庄总人口有1600多人，以杜姓为多，其中还有曾、黎、吴姓等。村庄分六个生产组，每个生产队都是成产、生活合作单位。平日里的红白喜事基本上都是在生产队内通过互助完成。村庄两委成员基本上是遵循了姓氏的结构分布。然而，去年的换届选举显得格外的惊心动魄。

村庄选举

现在的书记由黎姓的人担任，黎书记属于不在村的村庄人。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他居住在隔壁村，但是他的爆竹厂却建在本村，即生活在他村，但生产在本村。尽管如此，但是他已经很多年都不在村庄活动了，而且黎姓在村庄是一个小姓，他担任书记简直就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原来在选举时，杜姓内部出现了分裂。现村支委有三个成员，其中两个是杜姓，着两人在选举时都争当书记。后来其中的一个发现自己当不上书记后就要想当村长，结果就倒向了黎姓一边。按照旁人的说法：“ 这个人对杜姓来说就是一个叛徒，一下子争村长，一下子又争书记。”当然这话带有很强的宗族性意识。当时在竞选的时候，按照村民的说法，杜姓的那个委员太轻敌了，没有搞好战略，没有积极的去拉拢党员。黎姓当时为了争取选票，亲自派车到火车站接党员回来投票。按照支部委员的说法，镇上的意思是要让黎姓担任书记，认为黎姓经常在外走动，有很多的社会关系网络，这对于村庄经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很明显镇想借用私人的社会关系来为村庄争取更多的资源。

干部身份大揭秘

去年的村干部基本上都是一些新成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老板，某些人还有混混背景。上到书记，下到办事员。村长是村庄内部的爆竹老板，早年还因为自己贩卖木材做过逃犯。后来办起了爆竹厂赚了一些钱。这个人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村庄治理经验，听说他当上村长我感到十分的诧异。如果说村干部的治理是属于正式治理的话，那么族长则代表村庄的非正式治理，据我了解现在的族长也是被黑化了。现任族长以前是一个混混，现在在村庄中的威信主要是靠以前的混混身份维持的。早年还曾以退耕还林的项目将农户的田无偿的占为己有。象征性的种了几棵树套取国家退耕换林补贴。这种行为既伤害了农户的利益，又浪费了国家的资源。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担任了杜姓的族长。现任的村长和族长早年都是混混一伙的。不仅如此，连支委的委员也有他们的一员，村两委的灰黑化和老板化，村庄以前的黑灰势力现在都翻身做起了村庄的治理者。这实在是令人堪忧。

村庄治理资源丧失之后，仅仅有好名声的人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当村干部了。村庄渴望有钱有势的人来填补这个洞。村民只能指望他们的公德心来为村庄办点好事。村庄中的政治生活现变成了有钱人和灰黑势力的“业余生活“，成为了他们相互之间财力和势力的角逐场。

村庄项目资源的分配

新农村建设在我们村庄只实行一小部门，专门选择了一个人口集中的点来建广场和设路灯。村庄旧房改造的项目一年仅两个指标。由于村庄基本上所有的农户都住上了楼房。旧房改造没有出现纠纷。

村通自来水的项目由于很多年前村民小范围自发的打井，这个项目基本上是不需要实施了就可以验收。访谈时，支部委员说这个项目已经结束了，我想这根本就不是村干部实施的，是早年村民自己采取互助的方式实行完了。具体这个项目是如何实施完的不得而之。村庄通公路也是同样的情景。本村的很多基础设施其实在很多年前的时候村民就自行解决了。

农村低保的实行在村庄本身就是一个极难的事情。我村低保采取的是一年一评的形式。低保成员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基本上规定是有大病大灾，残疾人等，第二等级基本上就是生活上困难的，第三等级的则灵活性比较大。第一等级的指标分配没有任何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很好的鉴定出这批低保户。关键是第二等级不好鉴定，很多的农户都认为自家比别人家要更加贫困，自己该吃低保。从符合吃低保条件的人当中甑别出第二等级后，第三等级基本上就属于关系户了。据支委成员反应，上一任的书记在低保的这一块全部都是关系户，甚至采取的是回扣方式，一个指标低保户只能拿一半的钱。当年就低保的分配所产生的怨气是极大的。

由于村干部的分配主要是按照姓氏的结构，在大姓的内部还存在着生产队之间的斗争。所以在分配资源的时候要在生产队之间进行平衡。例如由于资源的限制，新农村建设不能在全村推广，只能是选择一部分的点进行集中的建设，于是对于选择怎样的点就产生了分歧。黎书记在黎姓居住的地方建设了一个娱乐广场，而杜姓的支部委员则在他所在的生产队上建设了一个娱乐广场。据说，黎姓的人基本上是来这个广场，黎姓的广场基本上是没有起到该有的作用。所以在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姓氏的代表在“两委“的结构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和多大的权力主导了资源的流向。然而，这对村庄的整体发展是不利的，也就进一步的促使着村庄的选举白热化。

由于村庄资源的来源方式主要是通过申请项目的方式，这种从外输入的资源相比于以前的税费提留，它更容易导致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因为项目资源他相对于村庄来说是一种由上及下的，资源的争取主要是靠村干部个人，所以相对于村庄集体来说，它显得更加的“个体化“。资源的这种性质就决定了资源的分配性质。两委成员的结构方式又进一步的加剧了资源分配的不平衡性。资源分配的不平衡性除了受资源的性质和两委成员的结构影响外，它背后起主导作用的应该是村庄社会认同单位的变化。以前，村庄是一个宗族性村庄，村民的认同单位是”宗“，这使得村民的行动受宗的意识影响。但是现在宗的意识落化，村民的行为更多受家族的影响，即使是带有公的身份特征的村干部也不能摆脱这种结构性力量的影响。他们是披着“公”的外衣的家族人。

村庄生产生活方式

村庄的收入结构主要是依靠爆竹生意。除了年轻的小伙子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外出务工成员，所以打工经济在村庄不发达。村民家庭的收入主要是依靠在爆竹厂上班。村庄的厂房有十多家，还有很多的家庭小作坊，基本上可以解决全村人的就业问题。每年元宵过后，各厂争着招工，厂里对于老员工更是扯上人情关系，好面子的村民还苦于各种选择。

爆竹是一个特殊的产业，纯手工活，男女老少皆宜。笔者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做爆竹，不要小看小孩，这可以给家庭收入做出很大的贡献。这是一件熟能生巧的手工活，越是年轻手艺越快，所以，村庄内部与我同龄的很多女孩早年就开始辍学在家挣钱。一对夫妻加上一台小型的机械一年的收入就可以达到8万元，一个妇女外带一个小孩一天就可以赚到上百元的，一年下来基本上可以达到2-3万元。听邻居说，很多外来的媳妇基本上都不会跑掉，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好挣钱，条件好，只要是勤奋的都可以过上好日子。正是由于村庄有厂房，加上厂房的老板都是本村人，厂里没有那么多硬性的规章制度，村民在厂上班自由度大。工资采取的是计件形式，自己做了多少件就是多少的工钱，所以村民的积极性也很高。我有的时候故意叫母亲不要在厂里做事，出来随便找份活干还不那么累。我母亲总是说“我哪里都不去，我就在厂里做事，在这做事自由度大，想去就去，不高兴我就可以不去。我还可以与村民成天在一起聊天，哪都没有家里好。我想母亲的话重点在后半句，出去打工毕竟远离了自己土生土长的家乡，远离了成天头抬不见低头见的村民，这对于一个常年生活在村庄的母亲来说，这些东西是生命中弥足珍贵的。这是一个年过半百人的一种浓浓乡情。

我想正是由于村庄里有小企业，所以村民不需要外出务工，村民的价值生产场所是完整的，没有被打工经济敲碎。村民的家庭生活也没有冲破，仍旧保持完整，村庄没有出现留守问题，村民对于生活充满了热情。城市再好，没有归属感的地方永远都称不上“家”。

村庄内部的男性除了可以在爆竹厂做事之外，还可以兼顾农活，一季稻成为了村民的首选。水源条件好的稻田基本上都种了。村道两旁的农田每年的夏季都绿油油一片。除了种水稻维持基本的口粮，田闲的时候还会种上大片的油菜花，有的农户靠种油菜花可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每年即使再忙，母亲都会上山采摘茶子。茶油是我村传统的适用油，小的时候家里每年都会有一大缸的茶油，基本上可以吃上一年。以前村里面有个榨油坊，每到榨油的时候都热闹非凡，连小孩子都会去榨房玩耍。一家接着一家安排榨油，从来都不会乱套。榨油坊出来的每一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大家还相互询问：“您家榨了多少油“。油足意味了能过上一个幸福安稳的年。茶油那个时候是家庭主要的储备，油多也意味了家庭的富足。榨完油的那天晚上，家里总是要用新榨的油炸出一盘香喷喷的粑粑。然而，现在大多数年轻的村民，采取任何行动前都会打经济算盘，很多的年轻一代都不会向年老一代那样做一些具有历史和年代感的事情，他们不会感性的去做一些不值钱的事情。

面子竞争：房子如雨后春笋

村庄的面子竞争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建房和人情。从前年开始村里建房现象很严重。现在村民基本上都住上了楼房。十几年前村庄有楼房的都是少数，村道两边只是零星的散落着几户，现在道路两边都是楼房。有钱的人都往道路两天建房。建房成为了家庭里的主要开销。而且基本上家庭每代人手里都会建一套房。例如父亲建房给儿子，儿子成家之后也会自己建一套房。建房变成了每个家庭的大事业。建一套房在笔者母亲看来就是人生中干了一件大事，建房变成了一件事业在干，任何人都劝说不了。打地基那天对于家庭来说是大日子，在那天有交往的村民也会去地基边放爆竹庆祝。乔迁的时候一般都会办酒席，乔迁之酒是必须敢人情的。在村庄，建房和娶儿媳妇是为人父母必须做的两件事情，有了房子娶儿媳妇就容易了。现在建一套房子的造价是20多万，还只是简单的装潢。如果说房子能直观的体现一个人的面子，那么人情也是一张活的面子。

人情半径的广泛程度直接体现了一个人在村庄中是否看中面子。人情半径超出生产队范围在村里是常见的事情。赶人情包括娶媳妇、嫁女儿、建房子、生日、生孙子等等。当然，人情的份子钱是不能随便出的，一般都是有共识的规定。无亲戚关系的普通村民一般都是60元，有亲戚关系如果是收到请柬的话，一般都要300元，如果是没有发请柬，亲戚一般都要比普通的村民多点，一般都要120元邹左右。一个普通的家庭一年的人情支出也要3000到4000元。人情多点的话就要达到一万元左右，可以说，人情和建房成为了家庭的主要开支。

土地

道路两边的宅基地基本上都是占用了农田。据不完成统计，农户只需要向镇里每亩上缴约8000元就可以获得在农田上建房的权力。对于新增的村民人口，村庄有没有多余的宅基地分配给他，要建房基本上是要自己想办法。很多的农户就用钱买或者是与其他的农户置换。

农田的土地流转基本上都是在亲属之间进行。税费取消之后，一般都是不须要租金，只要打个招呼就可以种。记得上缴农业税的时候，要耕种其他农户田就必须帮其上缴农业税，一亩田还要给粮食。那个时候只有家庭孩子比较多的农户才会去流转别人的田种，也只有不在村的人才会将农田流转出去。那时候的土地流转都比较的少。

村庄自从80年代分地之后就没有进行过土地调整。土地和山林基本上是变成了一种祖业权，代代相传，随着儿子分家不断的被分割。农田用水基本上是靠堰塘。用水高峰期的时候打水还要安排好，时不时的就会发生纠纷。有的农户在凌晨一点多时就得起床守水。现在由于种田人少了，抢水的现象也渐渐的消失。随然种田的人少了，但是堰塘仍旧保留了灌溉功能，承包出去的很少，更没有发生填塘现象。村庄如遇干旱那就必须要从水库引水，水库水渠由于常年失修，现在基本上都不通了。上届书记承诺要组织义务工修水渠，搞了几天就流产了。所以现在很多农户只能选择单季稻。农田种植基本上还是维持了家庭小规模经营模式，没有出现中农。

看宗族性地区的村干部如何治理村庄“另类人”

养老纠纷：宗族性地区的养老情况相比于原子化地区来说简直就是天壤之别。诚然，一篮桃子里面怎么也会有个烂桃子，即使在宗族性的地区个别不养老的情况还是存在的。以前，养老的纠纷基本上是靠宗族长来调解，现在主要是靠村干部。近年来，村干部治理了一起养老纠纷。事件如下：

这家的养老纠纷主要是儿媳妇不肯养老。老人和儿子儿媳妇是分开住的，平时的时候主要是送饭给老人吃，把饭挂在门前的树上，老人自己提取。后来老人就找到了村干部。村干部到儿子家里做了几次思想工作，没有成功。了解了是而媳妇不养老，后来村干部就直接找到了该女人的娘家的父母，说：“你的女孩嫁到我们村，不赡养老人，你们看怎么处理。”受到了这样的对待，这个女人就在家里闹离婚，村干部说对了女人说：“你这样的女人离了更好，免得带坏别人。给你们两天时间，你们必需要亲自将老人接到家住，不然的话我们村干部就召集人将老人直接抬到家里来，到时候不要怪不给你面子。”

村干部正是通过这样的“威胁恐吓”成功的解决了这件媳妇不养老事件。在宗族性的地区儿子是不敢不养老人的，养老纠纷一般都发生在媳妇身上。媳妇是嫁过来的人，对于村庄来说是一个外来人。对于这样一个外来人触犯村庄的村规民约，这绝对是不允许的。村干部既是国家制度和政策的执行者，同时也是村规民约的维护者，谁触犯了村规民约和传统的风俗习惯，村干部就要出面制裁。村干部的调解非常强势，第一步往往利用家庭成员来劝解，例如通过媳妇的娘家，向娘家反应女儿的不是，这一招是致命性的，因为这等于是说娘家的家庭教育不行，这简直就是在娘家的父母脸上扇了一个耳光，这个面子是丢不起的。如果这招不顶用，那么村干部就会采取强硬的态度，村干部是不会屈服于媳妇的威胁，因为赡养老人的背后依托的是强大的村民共识，正是由于这种共识给村干部的治理行为带来了合法性。有的村规是容不得任何人触犯的，也许这就是一个村庄的道德底线。

搭便车：搭便车是村庄公共事业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宗族性地区治理想搭便车之人主要是以面子作为威胁。下面是支委成员的自述：

我一般都是通过开大会的形式在大会上点出某些人的搭便车行为。当然第一次一般都是不点名的，主要是指出有这类行为存在，有这样的人干这样的事情。我一般都是说“如果你丢得起这个面子的话，我也就舍得不要你出一分钱，看你以后怎么好意思，怎么抬得起头，怎么在村庄做人。”

面子虽然是一种看上去不硬的东西，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村庄结构中却是对人的最大制约。对于不讲情面的人，一般都会成为村庄的边缘人。家庭中的女人在村庄层面都要顾及到男人的面子。虽说现在的宗族性意识有所减退，但是毕竟有些东西已经深入到了人们的心中。加之打工经济在村庄不盛行，村民基本的村庄生活保留着。村民平时的交流和互动比较多，他种交流不是短暂的接触，而是长久的互动。村民的行为会考虑到日后儿孙在村庄当中的生活，所以村民不会轻易撕破那张网。

虽然说村庄存在着面子竞争，面子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村民的村庄行为。但是面子在一定程度上也充当了治理的手段。也变成了大多数村民积极劳作的一种动力，这是一种竞争，它会激励着村民奋发图强。但是，过度的面子竞争会造成一定的危害，当讲究面子达到了一种不理性的时候，村庄会出现很多不良的社会现象，例如，在建房上比高比大，在酒席上比规模比丰盛。还好，现在村庄还没有出现由于面子竞争所导致的不可理喻的事情。例如，丧失还保留了它原本的功能。

丧事的另一层功能

很多乡村的面子竞争发生了异化，甚至红白喜事都会成为村民用来体现有面子的一个手段。但是在本村，丧葬仪式扔就是保持了原有的文化意义，其中一些环节的弹性设置更是起到了治理效果。例如，在丧葬仪式上，逝世者娘家的亲戚地位最高，这帮人是绝对不能得罪的，不仅如此，丧失仪式要简单还是复杂基本上取之于他们。如果逝世者的儿女们在死者生前的时候没有好好的伺候或者是平日里没有关心老人，这个时候娘家的亲戚会借用丧事来惩治他们。例如，娘家亲戚可以要求不赡养老人的儿女单独的跪在所有娘家亲戚面前谢罪。儿女们在丧事上基本上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对于这样的要求只能是答应。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足以让一个人抬不起头。不仅如此，娘家的亲戚可以决定丧事举办几天，无非就是让主家多花钱以此作为不赡养老人的经济惩罚。下面就是笔者的访谈材料：

七年前，有一个老人去世，这个老人有七个孩子，其中的大儿子和小儿子和两个女儿都住在市里，其他的三个儿子居住在农村老家。老人平日里的吃住问题主要是在农村的三个儿子家轮养解决，女儿主要是负责老人的穿着。大儿子和两个女儿每年会回家看望父母，但小儿子回家的次数极少，这引起舅舅们的不满，但是由于母亲娘家的亲戚对于这样的事情平日里不好干涉，于是对小儿子在心里结下了怨气。后来小儿子的父亲去世了，舅舅们为了今后自己的姊妹能够得到小儿子的照料，于是就在丧失上表达了小儿子的不满。

在丧事上，村庄自古以来就流传着母亲娘家的亲戚几乎老大。他们主动要求掌事的人必须要安排小儿子单独跪在所有的娘家亲戚面临。当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时，几乎让掌事的不知所措，因为这样的一个行为对于小儿子来说是极大的耻辱，会影响到村民对小儿子的看法，也让小儿子在村庄中难以做人。但是鉴于母亲娘家的亲戚在丧事上的地位太高、权力极大，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还不知道丧事是否能够顺利的完成。权衡来权衡去，最后只能是让小儿子跪在亲戚面临接受教育。

小儿子平日里都是不在村的，从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村庄在城市里发展，他的整个生活都不在村庄里，他基本上就是一个不在村的村庄人。虽然他的生活可以脱离于村庄，但是由于他出生在村庄里，他就逃脱不了村庄规范的制约。即使他不在村，但是村庄涉及到宗族公共事情还是会找到这些身处外地的村庄人。这件事情对他影响很大，在经后的日子里，他每年都抽取时间回家看望自己的母亲和兄弟。

正是由于舅舅们在丧事上对小儿子给予的教育让为人子女懂得了必须要赡养老人，不然就会得到相应的惩罚。在丧事上所采取的各种惩罚手段等于是公开审判，在宗族性地区，这种公开审判很致命。

诚然，现在的丧事仪式添加了新的元素，一定程度的面子竞争意识贯穿其中。例如，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还是会请唱戏班的人在丧事上热闹，村民私下也会议论哪家的戏班子唱得好。但是仅限于请一些唱戏班，在丧失上跳现代舞或者是讲黄段子这种事情不会出现，也是村民不能容许的。平日里，村民还会关注送葬的人队伍是否膨大。队伍的长短意味着家族的根发的大，意思就是家族人丁兴旺，逝者的福气大。其实背后所蕴含的就是逝者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完成得好，这等于是喜丧。笼罩在喜丧上的气氛也就少了一丝悲痛。

祭祀

村民对于逝者的关怀不会因为他的离去而终止。逝者仍旧是与家庭成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每年的鬼节（中元节）家家户户都忙着祭祖。鬼节的前几天人们就在筹划当天所要用到的各种东西。例如纸钱、鸡血、毛笔、纸袋、冥币、引火木屑、酒、香火等等。在鬼节的当天，人们早早的生起了炉火，做着各种美食来祭奠逝者。那一天所有的人都在为这件事情忙碌着。每个纸袋里面都要装好多的冥币，甚至有的人还会烧各种纸质的家具和电器给逝者。纸袋里面要装的满满的，纸袋子的上面还要写好接收者，还要洒上鸡血或者盖上通关用的印章。按照村民的说法，没有盖印章或者是撒鸡血的纸钱不能到通过关卡，这就好比是没有贴邮票的信件一样，收件发不出去。如果装有纸钱的纸袋没有写好接收者，是会被野鬼抢去的。在烧的时候，还要摆好贡品，要放长长的爆竹。母亲说打爆竹是为了把死者叫醒，这是生者给死者传递的一个信号，爆竹越响，死者越能听到。村民认为，中元节的时候，所有去世的家庭成员都要回家一趟，如果哪家在中元节那天不烧纸，那意味了逝者这一年都没有钱花。不仅在中元节，在大年三十的那一天，各家都要给去世的亲人送团员饭，男女老少都可以去。这一天几乎也是忙绿的。人说死者为大，送团圆饭是这一天的头等大事，而且还要敢早。每次母亲一听到别人家放鞭炮了，就会催促着我们手脚快点。人们将团圆饭送到坟前，摆好饭菜，倒满酒，点好爆竹，插好香火，一边忙着摆弄一边嘴里向死者汇报这一年来家庭发生的所有事情。例如：有的说家庭添新儿，娶了媳妇、建了房等等。就如同死者从未离开过，一直都关注和关心着家庭的变化，活着的人要汇报家庭境况。当然，人们也不忘在坟前祈求死者对家庭的保佑。

所以说，在村庄，人们对于逝者一只怀有着一种敬意和千丝万缕的关联。虽然逝者在身体上离开了，但是他仍旧在精神上与我们同在。生者一直都将死者看成是家庭成员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认为他去向了另外的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的一切都遵循了现世世界的运行规律。那个世界也要货币，那个世界也需要房子、家电等等。村民认为，死者也关心家庭的发展，也在参与着家庭所有事物，他们只是以另外的方式关心和参与着。通过祈求死者的保护，死者给予了生者一种精神上的安全感和慰藉。可以说死者和生者是以分工的形式参与着家庭的发展。在村民的心中，他们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所以说“家”的链条在村民的意识中拉得很长。即使市场的意识侵入了村庄，但目前村庄却仍旧保持着祭祖的传统。

就向建房子要选日子和方位一样，埋葬死人也要选择合适的日子，坟地也要讲究方位。所以村里自身就会有风水先生。下葬的日子不是随便的绝对，其选定要严格的遵循既定的规范。例如，死者的生辰和去世的日子是首先要重视的，其中还要与所有儿子的生辰相比对，下葬的日子不能与儿子的生辰相冲，否则就会对儿子不利。所以儿子多的逝者选择下葬日是相当的麻烦的。但是人们不会嫌弃这种麻烦，会耐心仔细的对待这件事情，因为一切都是为了活着的人和家庭的安宁，也是为了逝者的安详。坟地的风水是相当讲究的，为了选择一块风水宝地，风水师傅和主家要跑遍所有的山头，如果自己的山地没有合适的地，只要是风水先生看上的地，主家就会积极的去与这块地的主人沟通，地的主人也会格外的通情达理，将这块地让出来。农村社会因为坟地而调地是常见的。如果家庭出现了诸多的，连串式的不幸，某些人总是会将其联想到坟地的风水是否不对。下面是村庄发生的一件有关坟地风水的事件材料：

2007年下半年，村庄有户人家的老人刚去世半年，阳历已经到了2008年，南方各地发生了大雪灾，这一年的冬天格外的寒冷，出现了冰冻期，也下起来多年难得见的雪粒子。就在这么一个寒冷的冬天，老人其中的一个儿子因为车祸去世。这次车祸的原因很好鉴定，就是酒后驾驶再加上冰冻天，地面打滑。这个儿子是生前最孝顺老人的孩子，平时在村庄也是口碑极好，就是这么一个人，在老人去世半年的时候因意外离开了。当时在村庄泛起了各种各样的言论，其中有一种就认为是老人讲自己最疼爱的儿子“带走了”。当时没有人会想到坟地风水的问题。来你人去世一年半了，不幸的事情再次降临在这个家族里，老人的另一个儿子也因为车祸去世了。这次的车祸不是因为酒后驾驶，而是站在别人的小三轮车后摔下去了。“小三轮车是离地面距离最低的一种车，怎么一下就摔死了，真的是不可思议”村庄泛起了这样的舆论。由于这次车祸的发生引起了不村民的议论。丧事结束了，家族成员聚在一起议论起了这样的事情，活着的儿子们也更加的惊慌，好像是被“诅咒”了一样。后来，他们请了一名有名的风水师来看老人的坟地。风水师认为是由于老人的棺材放置的方向发生了一些偏差。只要撬动一下棺木，将棺木移动一下就可以了。但是由于大过于害怕，儿子们将老人重新安葬在别处去了。

为什么一次意外事件不会让人们产生 这种封建迷信的想法，但是接连式的发生却容易使人倒入封建迷信的想法。在湖北农村调查就会发现，在家庭面临突然变故时，人们总是容易联想到一些鬼神观念。很多人求助于基督教的神或者是佛教的菩萨来化解家庭灾难。我想这是人们对于意外的一种抗拒心理。如果一个家庭出现了意外事件，当他不能从家族、村庄或者是社会获得支持和帮助的时候就容易向神灵寻求帮助。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分来横祸，而当今社会救助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村民只能是通过村庄或者是家族提供援助。但是，现在的村庄由于村民受理性意识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不过问其他人的事情，人们将自己的行为内缩到小家庭中，村民之间的互助越来越少。于是，神灵替代了人。在社会救助系统和村民个体抗风险的能力不足的双重压力下，无助的人们只能讲希望寄托在神灵上，将其变成为一种信仰。曾记得哪个村民讲过：“贫穷的人容易呼天喊地“，这句话足以表达这种现象。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