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家乡是河南省项城市，俺们那旮旯的人也常说周口地区项城县，盖因上世纪90年代项城因中日合资企业莲花集团的崛起而撤县设市并升格为河南省五个省辖县级市之一，紧接着2000年周口撤区设市的缘故，去古不远，旧习俱在，就像老辈人依然习惯称现在的乡（镇）为公社一样。
周口，又名周家口，地处豫东平原，与安徽阜阳、亳州接壤，是中国南北地理区划的过渡地带。淮河最大支流沙颍河穿城而过，与贾鲁河三川交汇（沙颍河在此分为沙河、颍河），市区自然分成河南、河北、河西三个区域，状如武汉三镇，素有“小武汉”之称。
周口历史悠久，是中华姓氏之根，更是中华文化发祥重地，史有“华夏先驱，九州圣迹”之美誉。五帝三皇神圣事，女娲炼石补天处，老聃讲道太清宫，孔子吹风弦歌台，中原鹿正肥，一时多少豪杰，更有陈王奋起挥黄钺，光武中兴奠基业，包公三次下陈州，万民端赖有青天，千载悠悠流誉后，百家姓里故事多。
明初，随着沙颍河漕运的开辟，一周姓人家在此首开渡口，“周家口”因此得名。后贾鲁河自北宋以来二开漕运，再次融入京杭大运河，一时“通衢五省，人杂八方，商贾云集，南北之声不绝于耳”，周家口携水路交通优势，很快发展成为东邻淮泗、西控秦晋、南连江楚、北通燕赵的物资交流要冲和豫东商品集散重镇。明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熊廷弼经过当时的周家口时，曾赋诗《过周家口》，其中有云：“万家灯火侔江浦，千帆云集似汉皋”。意即周家口的繁盛晚上像南京城的浦口一样灯火通明，白天像汉口一样千帆云集，由此可见当时的繁华程度。清朝乾隆年间，周家口的发展达到顶峰，沿河开辟渡口22处，水陆寨门40余座，专业街道120条，外籍商界会馆10余处，各类大小寺庙50余座，常住居民数万人，流动人口达数十万人，是明清河南四大商业重镇之一，被誉为“南皮都”（“北皮都”是河北张家口）、“小汉口”。
周家口的繁华一直延续到道光年间。1843年，黄河在中牟决口，贾鲁河北上开封的航道因淤积断航，以及随着海运的兴起，周家口开始走向萧条。咸丰同治年间，周家口成为捻军的战场，此后屡遭兵燹，繁华尽毁（袁世凯家族即崛起于“镇压”太平军、捻军的文治武功）。清末民初，京汉等铁路相继开通，周家口彻底丧失交通优势。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周家口成为千里黄泛重灾区，受灾达九年之久。建国后，在农业大跃进的“左”的影响下，沙颍河上修起了一座座拦水大坝，航道被拦腰截断，70年代末，沙颍河断航，周家口衰败已极。
改革开放以来，周口作为传统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以“三多”著称于世，即人多（以弹丸之地坐拥1200多万人口，为河南第一人口大市）、地多（耕地多，非指人均耕地，而是指耕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粮食多（小麦产量占河南1/7，全国的1/28，为河南第一产粮大市），但周口几无矿产资源，致使经济发展整体乏力，发展速度（而非发展水平，据统计资料，周口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省居中等偏上）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005年，总投资30亿元的周口港重建及航道疏浚计划先期工程竣工，沙颍河复航，常年通航吨位在500～2000吨，可经此入淮河、京杭大运河，最后汇入长江，直达东海，周口的水运优势失而复得。2007年，作为河南省唯一的内陆大港和“出海口”，周口市被规划为国家运输枢纽城市，同年，河南省政府启动“黄淮四市跨越式发展战略”，以加快黄淮四市（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发展，助力中原崛起。周口市的发展步伐加快了。
通过对周口几千年来的历史作一简单而模糊的回顾，我们会发现，周口的历史是太古而又太新了。太古，是因为离我们太遥远了；太新，是因为它伴随着周口在近现代的衰落，这种衰落更早源于唐宋以后中国人口、经济重心的南移及相伴随的中原文化的衰落，这种自卑而又不甘的心态是否也因应了近现代中国的命运？一国之内如此，举目寰球又如何？兴于交通，衰于交通，而今再踏征程，人事之外，岂非天命欤？时移势易，大势所趋也！在中西文明交汇，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型的过程中，此一内守的、乡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在与彼外向的、开拓的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竞争中相形见绌，有其必然性的一面，由此可知，先天资源禀赋与后天资源优势等区位条件在一地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岂人之贤与不肖之分哉？一方水土一方人，信矣！
二
梳理家乡的历史是为了给我们接下来的讲述划定一个时空的经纬，好让我们知道我们一路究竟从何走来，尽管我们不知将要走向何处。
我们每个人都带着社区的记忆走向外面的世界，并构成我们与之互动的基本参照系与价值观念的最初源泉，作为农家子弟，这一意义与价值的基本载体与单位就是生我养我的村庄（实际上是扩大了的村庄）。
我们村儿叫前阮营，一个很怪的名字，自然有前就有后，我们村后面就是后阮营。记得很小的时候（肯定是在上学以后了），我在村口的村志碑上看到说，我们村儿源于一个被废弃的军营，具体怎么回事就不记得了，不过这一解释与我们村的名字倒也挺契合，可惜这块碑很快就被破坏了，也很早就不知所终了。
2005年我读高一的时候，我的地理老师曾经说过，我们这一带的人都是明初的时候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过来的，很多人都会到那里去寻根，他不久前就刚去过。2009年我上大二的时候读到过曹锦清先生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书，里面有他对豫东、豫西、豫南、豫北等各地人的访谈，也都有这个传说。我爷爷也曾经告诉过我，说我是我们王家第24代，如果以100年4代来计算的话，24代正好是600年，正好可以推到明初的时候。这些说法是相互印证的，这就是流动的记忆，活的历史，也可以印证人们延续香火的观念，不过现在这些观念正在逐步弱化，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我爷爷这一辈的人取名字都是“祥”字辈，我爷爷上一辈的人都是“之”字辈，而到我爸爸这一辈取名字就不严格了，到我这一辈就更是“不成体统”了。还有一点，2008年我小外甥出生的时候，他爷爷给他按辈分取好了名字，但我大姐觉得不好听，就否决了，自己另取了一个。我们这一带没有祠堂，我更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家谱或族谱，不知道这些按辈分取名字的依据何在，难道仅仅停留在代代口耳相传的水平？不知道。
我爷爷还曾经告诉过我，说我是“枣山人”（貌似是这样写的吧？），“枣山人”最主要的遗传特征就是小脚趾头没有脚趾甲，而是一个疙瘩，我看看自己的脚，的确是这样。而且我们这一带每年过年之前都会蒸很多很多馒头，还要做“枣山”，就是用面团做成各种各样的花样，最后在上面安上枣，放在蒸笼里蒸熟，春节的时候作为贡品，然后在正月初五的早上吃掉。记得小时候过年蒸馒头是件很隆重的事情【蒸馒头不允许有任何差错，馒头蒸的好预示着一年的好兆头，尤其是小孩子不能乱说话（实际上在整个春节期间小孩子都有很多禁忌，现在基本上没什么了），蒸馒头从准备到完成要忙三天左右（主要是发面，每天夜里还要把面结结实实地揉一遍，揉面是体力活，很累人的，一般会交给家里的男人来做，发面是技术活，是女人必须掌握的技术，而且为了保证发面必须的温度，一般会把面盆或缸放在厨房里，还会用被子把它裹起来），尤其在正式蒸馒头的那一天，会有邻居或亲戚来帮忙，可以一直从早上忙到晚上，一般会蒸三四百个馒头】，在蒸馒头的最后就是做“枣山”，这一艰巨的任务会交给四邻或亲戚中做的最好的人，这是一种荣耀，也是最热闹最开心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围拢过来看，小孩子尤其起劲。不过现在很多人家过年都不蒸馒头了，因为太累人又太麻烦，而是直接买别人用机器做好的馒头，“枣山”也有卖的，但很多人却连买也不买了。
可我有时总在想，春节做“枣山”的传统是不是就是为了纪念“枣山人”呢？自从得知了这一秘密后，我有时会自觉不自觉地观察村里人或同学的脚，却很少发现跟我一样的情况，我有时会不禁怀疑自己身上是否流淌着胡人的血液，瞬间会有种莫名的感觉。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说到这个故事，旁边一个南阳的女生说她也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而且她自己的小脚趾头就是一个疙瘩，我瞬间感觉这个世界好小，有种找到亲人的感觉。尽管我发现即使是我们当地人也很少具有枣山人的遗传特征，但我想，风俗之所以是风俗就在于它一旦被人们接受，就会作为一个既有的存在为后世或后来的人提供一种规范和约束的力量，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它可能会打破原有的约束边界或者完善旧有的规范内容。具体到我们当地春节做“枣山”以纪念“枣山人”的传统，在时间的流转中就可能会被“非枣山人”接受，也可能会被“枣山人”抛弃，即使是仍在坚守这一传统的人也许也早已忘记了这一传统的意义而徒有空空的内容，这是时间的伟力。
三
以上多是传说中的村庄记忆，我们还是回到现实中来。
我们村儿很小很小，尤其是与邻村比起来，感觉真的很小很小，家家户户聚邻而居，以我平常的步伐，不出十分钟肯定就能绕村一周。我们村究竟有多少户，有多少人，我想没有人真正关心也没有人准确知道，我曾经问过，答曰：那谁会知道呢？这自然是很正常的。在村庄流动性如此大的今天，任何精确的数据必然很快就会过时，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以刚刚过去的2013年春节为限，以【两个儿子以上家庭（含两个）儿子一旦结婚即为单独一户】（因为这样的家庭一般在儿子结婚后很快就会分家）和【以村庄认同意义上的本村人而不以其是否外迁】（这样的家庭一般在村里有老房子，又可以分为远迁到外地常年不回来和迁至镇上、县城偶尔回来两种情况）为依据，约莫估计我们村儿大概不足100户，不到400人，而外迁的户数约有1/4，这些人从村庄共同体的角度严格来说已是村庄的异己物，但村庄是有记忆的，也是开放的，他们走的时候不阻拦，不管什么时候回来也都会接纳他们，村庄是包容的，也是宽容的。
据老辈人讲，我们村儿是从一棵树上发出来的（意即一个血缘系统），经过七八代约二百年的繁衍始有今天的规模，因此我们村儿是一个单姓（王）村，其他姓如朱、贾、马、史皆是上门女婿，这些外姓现今约有10户，但我们村基本不存在大户与小户之争，所以尽管有严重男孩偏好的生育观念（多胎生育选择或者过继、收养，后者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其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延续香火，完成人生使命，其次才是为了避免被村里人看不起，受别人欺负。我们可以把前者称为本体性价值，后者称为社会性价值，前者是更重要的主导性价值，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在婚姻市场女方要价高企的情况下，这两种观念都有所弱化，尤其体现在年轻一代的身上。
我们村儿还有一个怪怪的地方就是十多年来没有完整的村委会，也没有村民小组，更没有村委会办公的场所或村民活动室，这岂非是怪事一桩？还记得以前我们村还有两个领导人，但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他们各自担任什么职务，谁是村长，谁是书记，不知道，而且只有他们两个男性领导人，莫非妇女主任、村会计、治保主任等等都被他们一肩挑了？也许吧。还是自然村级别不够根本就没有这些设置，只有行政村才有？不晓得。反正基层工作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是可以的。但自从十多年前其中的一个领导人去世后，就再也没人愿意干了。另一个领导人腿脚有点残疾，他们家弟兄四个除了老大外，不是身残就是智障，很无奈，但老大很多年前就迁出去了，再也没有回来过。他以前曾是我们当地的赤脚医生，后来成为我们村的村医，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做医生了，也许是近几年的事吧。我们村儿也曾经选举过多次，但被选上的人大多数坚辞不就，其他人干不久也就撂挑子了，一直僵持到现在。真是怪哉！所以当我听说有些地方村委选举存在暗箱操作甚至暴力贿选的情况时，就愈发纳闷了：莫非是我们村儿太没油水可捞？还是工作难做，怕得罪人？还是村两委工作的机会成本太大，远不如外出打工来钱快？
前面曾经说过，我们村儿源出于一个血缘系统，但并没有一个村庄整合的整体力量，没有宗族的观念，村民认同的基本单位是“近门”。所谓“近门”一般是指以血缘为纽带的三代以内的男性直系血亲或拟血亲的家庭的联合，但“近门”也并不是一个很僵化的认同观念，它有其伸缩的空间，有“小近门”和“大近门”之分，即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小近门”一般包括爷孙、父子、叔侄，有时也会外延至太爷即太祖父一辈，但这时认同观念就相对淡薄了（因为四世同堂的家庭毕竟很少见，如果有，不是太爷岁数太大，就是重孙岁数太小）。“大近门”则是在“小近门”的基础上结合地域（地理位置）的原则，把近邻也囊括进来，而“小近门”是不考虑地域原则的。我们村儿村民认同意义上的“大近门”有三个，即北门、东门、西南门。我家属于西南门，而前述的两个村里领导人一个属于东门，即十多年前去世的那个，另一个则属于北门，即腿脚有点残疾现在仍在任的那个。
“近门”认同的意义则是守望相助，用我们村里人常说的话来说就是“谁用不到谁呀”、“你再有本事，也总有用到别人的时候”，这是一种社会性或功能性的价值，而延续香火、光耀门楣等的本体性价值则退居第二位了。“近门”的认同是不言而喻的，每个人都自然而然的知道自己的所属，这内涵在每个人日常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遇到什么困难或者需要办事（主要是红白典事，即婚丧嫁娶）的时候，人们一般想到的就是自己的“近门”，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是自己可以求助的首选资源，而且一般都会得到满足，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也会考虑平时关系的好坏，即在血缘性亲疏关系的基础上参考社会性的亲疏关系来取舍自己的求助资源。一般情况下，若是家庭变故等的事情，则首先考虑的是“小近门”；若是办红事，则会考虑“大近门”；若是办白事，则是全村总动员，我不知道这是我们村儿的特色，还是因为我们村儿太小的缘故，我会在另一篇文章里详细谈到这一点。（当然这里考虑的只是村里的男性血亲，而没有考虑姻亲和朋友，实际上姻亲和朋友在我们那儿是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资源，尤其是姻亲，常话说“父母享女儿的福”。）
至于“近门”和村两委的关系，实在令人难以琢磨。我们村儿并不存在村庄整体性的整合力量，也没有宗族的观念，大户与小户之争更不明显（因为父子、兄弟、叔侄间的关系并不见得比邻居、朋友的关系更好更团结，但一旦遇到必须由“近门”共同完成的“公事”也会暂时搁置平时恩怨回到血缘认同），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不热心，村庄选举相当消极，以至于村两委组织半瘫痪的状态一直维持到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村两委（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人负担所有角色）也只能扮演相对消极的角色。在税改前，完粮纳税、计生罚款、各种摊派等，村民怨声载道，最后也只能忍气吞声；而税改后，也只是通知下种粮直补、新农合医保等的例行公事，并不经手具体的操作。
我们村儿属于北方旱作区，不存在南方水田灌溉和机耕道的问题，也不存在村民要求调地的强烈愿望（很多年没听说过了，只记得十多年前最后一次大调地的时候，我们很多小孩子整天跟在大人后面看他们如何丈量土地，如何把一根很粗很长的铁棍楔入地下，然后用石灰充实以作为地界等，当时主持调地的正是十多年前去世的那个领导人），改水、改电、安装有线电视等的工作村里并不直接插手，低保户的认定与发放有既定的原则，尽管有的人可以凭借关系享受低保待遇，但一般村民奈何不得也就不置可否，有些事更会越过村两委而直接找行政村解决。村民与村两委的关系很弱，对“公家”有着天然的不信任（他们熟识人情世故，有着深刻的现实教训，尤其是在税改前农民负担很重的时期），不作恶是他们对“公家”的最高要求，而“公家”的任何一点点“恩惠”都被视为意外惊喜。
由此，村庄的公共事务很多时候只能想想罢了。回想十多年来，村里办成的唯一一件公共事务就是近十年前每家每户出钱出力整修了一条南北向的连接村前柏油路（现已改为水泥路）的进村主干道（我们当地叫砖渣路，实际上是用整砖铺成的，当时是我们当地很流行的修路的普遍形式）。我们村儿有两条南北向的进村主干道（一条约1200米，即已修好的砖渣路，另一条约500米），两条东西向的村内主干道（大概都是200、300米的样子），现在村民将这两纵两横四条主干道修成水泥路的愿望非常强烈，但是村两委没有钱（我们村儿没有公共资源），本身组织又呈半瘫痪状态，村里也无人牵头，使得修路的愿望一年年落空，尤其在看到邻村（大村）或者通过村两委向上面努力争取资源或者村里有人上面有关系而纷纷将村内主干道修成水泥路的时候更是眼红。但究其原因，最大的阻力还在于村民对于上次修路平均出钱出力但受益不均的不满（上次修路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那条路纵贯我们村儿东半部，西半部的村民平时很少走，近几年不少村民都把新房建在了那条路两旁）以及“钉子户”问题，实际上即使上面不拨款，修这四条路也用不了多少钱，平摊到每户就更少了。一年年的失望后，有村民愤愤而自嘲地说：“谁要是真有钱，拿出来20万什么事不就都解决了吗？”是啊，20万是不多，但如何筹齐这20万而不是寄望于偶然性的因素实在是愁死诸葛亮啊！
村民生产生活中很少有求于村两委，而村两委组织半瘫痪的事实本身也无意更无力于事功，这些年来村子既没有外来资源的涌入，更没有砸下来征地的馅饼，村子一如既往的平静着，村民也一如既往地各自奔忙着。前面曾经说过，我们当地以“三多”闻名，即人多、地多（指耕地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我们村儿人均一亩地，不同的村儿不一样，主要取决于村耕地总面积和村总人口数，一般在人均一亩地上下浮动）、粮食多，此外一无所有，因而村民的收入无非是在家种地和出外打工两种选择或者兼而有之半农半工。在税改以前，农民负担很重，我奶奶曾给我细细地算过账，种小麦真的不赚钱，能够本就不错了，只有秋季作物（玉米、大豆、芝麻、棉花）才薄有利润，因为秋季作物不用交公粮，但价格波动厉害，收益不稳。也就是说，农民辛辛苦苦种一季小麦几乎全交给公家和商家了，一年的农业收成全指望秋季作物了。即使这样，我们当地始终没有出现抛荒弃耕的现象，不仅因为平原农耕相对容易，更是因为农民守土意识在作祟，舍不得那几亩地，因此在我小时候，我们当地家庭分工的普遍形式是女人在家种田，男人外出打工，每到收种庄稼的时候再回来一阵子帮着收种，因此那时候也不存在现在意义上的留守儿童。但在税改以后，尽管国家取消了农业税，还发放粮食直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但相应的农资价格涨幅也不小），种地受益有所提高，而且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但农民对种地的热情反而下降了，因为尽管如此，在家辛辛苦苦种地一年的收入还不够日常生活开支和随人情，相对于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太大，更是为了给儿子攒钱盖房子娶媳妇，近年来不仅年轻夫妇双双外出把工打，而且中年夫妇也纷纷外出打工，六七十甚至八十岁的老人（基本是清一色的老头）只要身体好也纷纷外出打工，如此相伴随的一个必然现象就是留守儿童问题的凸显。他们对土地的处置方式一般是转给“近门”的种，每年只象征性的给些小麦、大豆、香油以供年节回来时食用（近门之间碍于情面，一般很少谈一亩地多少钱，给东西也没有规定具体多少，“象征性”就在于这些情面中，但种地的人家负有照看外出人家宅院和其他事情的义务。另外迁至县城的人家也是这样，但不属于外出打工类型）或者是无偿转让（一般远迁或家境较好的人）或者是交给家里的老人马马虎虎地种种就行了。总之，全民打工潮的兴起使得村民对土地的感情淡漠的多了，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这种感情想必是越来越淡薄的吧（如果村庄依然平静如水的话）。
在外出打工的大潮中，年轻人和中年妇女一般是进厂，只有少数男孩或女孩会学点手艺，且以学美容美发行业者居多（很多中学都没毕业，十六七岁就打工去了），而男人则多数从事建筑业，如砌墙、粉刷、吊顶、室内装潢等等，少数人在摸爬滚打中会进而成为小小包工头，只有更少数人会成为大包工头，还有一些人会做点小生意，至于六七十岁的身体比较好的老人（基本是清一色的老头）则多从事废品收购，如果运气好（包到成片的厂区以及准确掌握价格行情），一年也能挣好几万。在这些行业中，建筑业则是来钱比较快的选择，但也是比较苦、累、脏的中青年男人的垄断行业，一般情况下，“散兵游勇”一年的报酬以数万为单位，小包工头以数十万为单位，大包工头则至少以数百万为单位了（这明显受益于近十年来房地产市场的疯狂发展及建筑业普遍采取的层层分包一包到底的战略，时间就是金钱，在质量基本保证的前提下只求速度）。而且，我们村儿乃至我们那一带的打工大军基本上都是以亲朋好友介绍、老乡带老乡的形式外出的，也就是说，在外出之前就已经确定好了要去哪里，而且基本上可以确定去了之后有长期的活可做，而且工钱相对有保障，一般不会出现像个无头苍蝇似的到了一个地方再临时找活做的情况，所以每当我在武汉街头或报纸上看到很多人举个牌子找活或者农民工工资被大量拖欠的现象时，我每每很纳闷，我会怀疑这些人他们那里的劳务输出的形式是否跟我们这里的不一样。总之，在愈来愈壮观的打工大潮中，在血缘、姻缘、地缘等交织的密密的社会关系网络下，人人都各显神通，使劲浑身解数，穷尽挣钱的本领，钱！钱！钱！，是使每一个人努力拼搏的最强大的内驱力。
在市场经济时代，没有人会轻易否认钱的可爱，当村民们日益富裕起来的时候（相对于十年前，我感觉变化真的有点大，这是对村庄贫富差距拉大最直白的感受），必然会引起他们消费方式和面子竞争的缓慢的变化，这从村里妇女们的发型服饰，从家用电器，从交通工具，从子女教育等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但在进一步的叙述之前，我必须首先指出的是，据我十多年的观察和感受，我们村儿村民现如今依然是一种过日子的消费方式，在面子竞争方面，虽然一年年水涨船高，但依旧是一种弱的面子竞争，不求人先，但耻人后，“一般偏上即可”，进而力争上游。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是要被人笑话的，村里人常说“要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看到别人发财致富，村里人会说“那是人家有本事，在外面混得开”；败家子是最可耻的，暴发户也要懂得稍稍收敛，不要张扬的太过了，否则村里人会说“你看他，眼睛都长到天上去了。横什么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总之，不管你在外面多么风光，回到村里来，都要按照村里的规矩来，该按辈分喊什么就喊什么，该敬烟敬烟，该陪笑脸陪笑脸，和和气气的最招人喜欢，这样村里人就会说“谁谁家的孩子会说话办事，将来肯定有出息”。很明显，这是一种追求名实相符的中庸心态，这不仅是刚刚脱离大贫的人们对贫困的记忆犹新，更是千百年来中原小农谋生维艰始终徘徊在生存底线的基因遗传。既要要面子，更要过日子、顾家庭（财富向下的代际流动），二者竟然能够得兼，我只能将之归功于历史生存的智慧法则。这种中庸的生存法则则使得人们性格上四平八稳，守成有余，开拓不足，情感上也含蓄隐忍，我们作为过来的一代自然懂得这一点。我常觉得，我们这儿的人就是“土”气太重了，千百年来老跟土地打交道也就不知不觉地内化在土里了（不含贬义的哦）。年前在家，我两岁多的小外甥女突然间对我说“舅舅，我爱你！”，我猛然间一愣，迅即答道“谢谢妞妞，舅舅也爱你！”。我瞬间有点感动，如果说我有什么信仰的话，那么我唯一信仰的就是时间，时间会让一切面目全非，时间也会给我们以全新的力量。
当然，这种过日子的中庸心态和弱的面子竞争不仅仅在于历史生存的智慧法则，更在于现实的巨大压力。我们这儿的父母把为儿子盖上房子、娶上媳妇、抱上孙子看成人生最大的价值和最高的使命，为此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而如今婚姻市场的“行情”已突破了30万，这使得每一个尚未完成人生使命的父母（尤其是不止有一个儿子的父母）不得不节衣缩食、拼命挣钱、克制享受（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将在另一篇文章里详细交代，在此不多叙述）。克制享受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家家户户（除了外迁的以及在镇上或县城里买了房子的）都会盖楼房（一般是上下各三间，再加上两间偏房、门楼、院墙，总成本15万左右），却不舍得再多花点钱简单装修装修；安了自来水，却只用来做饭；有了洗衣机，平时宁愿用手洗；有了空调，夏天宁愿热着，冬天宁愿冷着；有了电磁炉、煤气灶，还是宁愿烧柴火……总之，能省一点是一点，“积少成多”才是大道理。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禁欲型的过日子。
“人要脸，树要皮”。村里人对自己抠，对外还是要讲点排场，要点面子，这主要体现在办事上，比如办红事大家一般拿10元一盒的帝豪，我也拿10元一盒的帝豪就不失面子，但要是低于10元一盒就有点失面子了，如果拿13元一盒的利群就很有面子了，但是如果竟有人拿42元一盒的中华，我在表示羡慕的同时也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口袋，拿不起固不为耻，但硬要打肿脸充胖子就要闹笑话了。随大流，不冒尖，量力而行，一般偏上即可，就是这种弱的面子竞争的精髓。
村里人对自己抠，对外还要要点小面子，但对自己的子女则是相当舍得投入的，当然是在家庭经济能力许可的范围内，这尤其表现在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上。近年来，我们村儿很多家庭都把孩子送到县城里上学，或者在县城里买房子或者租房子，并且由母亲陪读，而且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是很多家庭迁往县城的重要动力，比如我三姐刚刚结婚，家里有一座新盖的楼房，却还吵嚷着要赶快攒钱在县城里买房子，她说“不买房子，以后孩子的教育问题怎么办啊？”。顺便说一句，相比于周边地区，我们项城市的教育产业很发达，私立的初中、高中很多，竞争很激烈，收费也颇高，光省级示范性高中就有两所，每年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比周边县市的总和还要多，因此成功吸引了周边县市不少的生源，但这也只是近几年的事。十年前，很多学生初中甚至小学没毕业就外出打工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上不起学，但十年后，家庭经济条件好了，父母舍得在子女教育上投入了，却依然有很多孩子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了，父母只能恨其不争气。我有时常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职业都要经过岗前培训，唯独父母例外，这是否有点荒唐？
村里人对子女舍得，对自己的父母就没那么舍得了，我只能说勉勉强强还过得去，也许作为父母，老人们会理解自己的子女——这毕竟是一种眼光向下且财富向下的代际流动。老人的要求其实很简单，有口饭吃，有地儿睡觉，儿孙满堂，子女日子过得还可以，就知足了，最怕的就是生病，老话说“百日床前无孝子”，如果子女家庭经济条件好还好一点，如果女儿多还好一点，毕竟“父母享女儿的福嘛”，现在国家实行新农合又好一点。村里老人的养老有的还不错，有的真不怎么样，这种个人差异源于子女的个人选择，旁人也无可奈何。不过据我的观察，年轻一代对自己的父母应该比自己的父母对待他们的父母要好一些，这是否跟他们经济条件的宽松感有关？还是其他原因？不得而知。
至于村里人的日常娱乐（村里平常其实没些什么人），我总觉得很了了，看电视（反正我每次回家都发现我妈在看某部电视剧，不然又能干些什么呢？）、打扑克（“老头子”之间颇流行，妇女之间在我们西南门不流行，北门还可以，但东门什么情况就不知道了）、跳广场舞（这个我们村貌似还没有，因为村里毕竟没有公共活动场所，连村委会都没有哈！）、打麻将（我们村儿乃至我们这一带都不流行，村里有打麻将的也只是春节期间一些少数的相对固定的男性牌客，春节过后就散伙了，正所谓“麻将声声何处寻？依稀前年旧时人”。）。其他还有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但村里人毕竟有自己的生活，锅碗瓢盆、邻里家常，只是鸡鸭牛羊猪都快绝迹了，惟独家家户户都养狗，看家兼作伴吧。日子一天一天地这样过，在没有遇到更好的活法时，这就是所谓的过日子吧。
四
我小的时候，大概有十岁左右吧，有一个很特别的能力，根据有限的信息（平时家人告诉的），推己及人，能够推出我们村儿几乎所有的人按照辈分我该怎么称呼他/她们，直到现在，我姐姐有时候还要向我请教。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本领，但至少说明我几乎认识村里的每一个人，但现如今每次回到村里，听到一个个老人的离去，看到一个个陌生的女人和一个个陌生的孩子，我知道，这个村庄之于我和我对于这个村庄是愈发的模糊了。
还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每个班级总有六七十个学生，但当我上高中的时候，还是我上小学的那所小学，每个班级却只有几个最多十几个学生了。我总觉得，这些年来村里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如果以前可以用“一群群”来形容孩子的话，现在则只能用“一个个”了，村里再也没那么热闹，那么有生气了。这些年来，老人们一个个的离去，村外的耕地里平添了一个又一个的坟头，年轻的女人们纷纷外嫁了，同时也嫁进来一个个年轻的女人，生下了一个个小小的孩子，孩子们都在慢慢地长大，我却不大认得他们，他们可能更不大认识我。村里的人外迁了一批又一批，他们也许还会回来，也许再不会回来。有那么多曾与我一起成长在村里一起记忆在村里的人，今生可能再不能相见。
有人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死去，尤其对于我们这些注定要出走的人来说，故乡却再也回不去，因此乡愁只是一种记忆的补偿，它会为我们慢慢编织一个美丽而温存的梦，梦里有泪却不咸，有花却不香。乡愁挡不住时间的脚步，我们毕竟回不到过去，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自己的故乡美，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找到它值得诅咒的地方，就当伤感徘徊在这陌生的熟悉与熟悉的陌生之间时，我们知道，我们的故乡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故乡了。我们必须敬畏过去，我们也须敬畏现在，将来如何不得而知，故乡毕竟不在我们手中流转。
奠一杯浊酒给故乡，为我二十余年的故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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