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陵镇是由一条长不到
本文所讲的这个故事即是关于这个基金会。
在90年代初期，建立乡镇企业成为国家的重要方针，也成为县政府、乡镇政府的重要工作，以及政绩的重要指标。严陵镇所在的昌邑县也投入到这一运动当中，在90年代初期，严陵镇政府创办基金会，希望将其办成为严陵镇，乃至昌邑县的标志性乡镇企业。昌邑县政府也将该基金会作为县里重点企业。办好、办大基金会一时也成为县镇两级政府的重要工作。
成立基金会也是镇政府一个不得以的选择。该镇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农业构成镇内的主要经济类型。镇政府工作人员长期同农民打交道，对于商业、制造业等都不甚了解。办理一般类型的企业，需要做各方面复杂的工作，如考虑购置设施、建立厂房、招录工人、置备原料、学习技术等，这些都是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而办理基金会则容易的多，只需要一定资金、办公场所和工作人员。不管在哪里，不管到什么时候，农民总需要借钱。基金会同样也属于企业类型，办基金会就是办乡镇企业，都符合国家要求、上级政府政策。那为何不办基金会呢？
但是，建立之后的基金会可以正常运作最主要还依赖于是否有农民来贷款。这似乎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哪有农民不借钱？而问题恰恰就出现在这里，在这里，就需要谈一下严陵镇的农业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在90年代初期，严陵镇农业发生了重大变革，即果树的引进。严陵镇在90年代以前，以种植冬小麦为主。这种类型的农业的重要特征之一为农民手中的“活钱”很少。由于国家长期以来对粮食价格进行控制，在人均土地3亩左右的严陵镇，仅靠种植小麦很难获得较高的收入。农民在购买小麦种、农药之后，所余资金并不是很多，这些剩余不多的资金刚好可以满足农民平时盐、食用油、蔬菜等方面的支出，甚至有时候还不够，必须自家种植蔬菜，或是种植油菜、向日葵，酿造植物油。在当时，农民经常尽力缩小自身的货币支出，如通过酿制醋、植物油、储存小麦，打磨成面粉，织布、满足床单、窗帘、被单的需求等，所余的资金用于子女教育、农业税费、医疗等，这些都是农民用以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必要支出。农民手中的大部分钱都为“死钱”，这些钱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将部分钱挪作他用则意味着基本生活面临问题。
但是，在90年代初期，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变。在当时，苹果作为一种收益远高于小麦的作物被引入严陵镇。当时，绝大多数村民开始种植果树。甚至有部分村民为尽快获得收益，将半成品的树苗直接引入。果树种植对严陵镇的影响是很大的。农民收入开始大幅度提高，“万元户”就是在那时出现的。收入提高后的农民手里开始有了活钱，这些钱主要用在两个方面。一是消费水平的改善。通过自给的方式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日子过去了，农民开始上街购买食用油、床单、面粉等，不再自制。二是建房。在当时，村里面的房子大多建于70年代，甚至有一些还是破旧的窑洞，建房不仅是一种居住水平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收入提高后的农民需要将这件事反映出来，显示自身已经致富，而建一座气派的房屋成为显示的最好方式，房屋成为村庄之内判断收入水平的重要依据。建房是一项重大的开支，一两年种植水果的收入是无法实现，村民需要借债、贷款。用未来果树收益来推动，但是，这一推动建立在苹果在未来几年内仍旧可以卖钱的基础上。在这个情况下，借基金会的钱，成为部分农民为建立房屋的重要选择。但是，大部分农民在高额的利息面前并没有选择贷款，而是通过亲属间的借贷，来弥补资金缺口。所以，在90年代初期，种植苹果树所带来的收益已使农民生活大大宽裕，不需要小额资金；而且，村庄内村民都有了余钱，通过村内亲戚、朋友间的无息借贷，村民可以实现建房的目的，也不需要从基金会贷取需付利息的大额资金。
这样，基金会在建立之初，只有部分农民从中贷款。这种贷款量是远远不符合昌邑县政府、严陵镇政府对基金会发展的预期和要求，依这种趋势，要将基金会发展成为龙头、作为标志性企业的目标将很难实现。在当时情况下，镇政府开始采取各种措施，发动农民从基金会贷款。“跑贷”成为当时村庄的一个新现象。镇政府将贷款指标层层划分给镇政府工作人员、村干部，他们又动员亲属去说服其他村民贷款。只要不违反法律，各种措施都可以采用。请吃饭、借助亲戚、朋友关系来说服，成为严陵镇见怪不怪的事情。当时甚至传说很多人在酒桌上，在喝得半醉的情况下签署了贷款协议。还有一些村民碍不过面子，不想政府的人天天登门而贷款，或需要找镇政府办事，就先贷款。另一方面，在收取农业税费时，镇政府安排两个桌子，一个桌子收税、旁边一个桌子贷款，政府鼓励农民以贷款的方式缴纳农业税费，农民只需要在贷款协议上签字，就相当于上缴农业税费，而且，还可以优惠、打折。在当时农业税费负担极重的情况下，这一措施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在这些措施下，又有一部分村民开始贷款。这些村民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有胆子的村民”，这部分村民不愿意再过手中只有“死钱”的日子，希望通过贷款做生意，来大大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实现翻身，成为大老板，种植苹果树所带来的收入上升并不能满足他的这种“翻身”需求。在我们村，旧有一户村民，从基金会贷款，在镇上开办了一家饭店。这部分村民其实很少，大部分农民都没有这种“胆子”，苹果所带来的收入水平的提高使他们觉得现有的生活水平还可以忍受，从事生意也不是他们所擅长的。二是“很老实的村民”，这部分村民碍不过面子、或是酒桌上签协议，或是图一时之快，从基金会贷款来缴纳税费。村民里面的农民大部分都是老实的，但是很老实的村民还是少数。三是“图利的村民”，这部分村民不满足于种植苹果所带来的收获水平的提高，还想进一步提高，这时候就只能贷款。他们不仅想不再自制日常生活用品，还想经常吃肉，想抽空去县城、省城玩一下，买几件好看、气派的衣服，或是建造更加气派但花费更大的两层小楼，卖苹果的收入并不能满足他们这些需求，贷款成为主要的选择。这部分成为贷款村民的主要构成。在村庄中，贷款的村民在那几年一下子“阔”了起来，经常穿西服、皮鞋，躲在家里吃肉，经常打麻将，他们都成为村民关注的焦点。四是“救急的村民”，这部分村民主要是为了子女上大学、得重病等大宗支出而贷款。
其实，当时大部分村民在政府的各种措施之下是“无动于衷”的，甚至怀着一种防备的心态。在大多数村民看来，一方面他们并不需要贷款，种植果树所带来的收益，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想这些钱以后总需要还的，而且还得还利息。贷款并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另一方面他们不愿意过多和政府打交道，他们想平日里能不跟政府打交道，就不跟政府打交道，政府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基金会背后肯定有什么“陷阱”，所以，他们不贷。后来发生的事实验证、加深了他们的这种认知。
但是，我们并不能说上述四种村民是不理性的，在当时看来，他们的选择并无过错。种植苹果树、买苹果很赚钱，而且，大家都刚开始种植，所以，在以后的几年内，通过种植苹果一定还会赚钱，而且还会赚的更多，只要每年余留一部分，在规定期限内肯定可以还上。现在花以后的钱，这是一件多好的事情。但是，后来市场却跟他们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而且，还有很多因素他们都没有考虑到。
到90年代末期，苹果市场出现饱和，卖苹果开始不像之前那么赚钱。在那时，严陵镇、甚至昌邑县大部分地区都种植苹果树，苹果也成为昌邑县所在省、市的主要农产品。当时，严陵镇大部分村民都只种植同一品种的果树，这种单一化的经营方式是由之前农民一窝蜂都种植苹果树所导致，但是，当市场饱和时，这种经营方式使得市场对对农民的冲击更为强烈。从97年开始，一直到2000年，苹果的收购价一路下滑，从一开始的每斤1元，到每斤6角，再到每斤3角，而且，前来收购苹果的客商越来越少，很多村民出现积压，最后被迫以每斤1角左右的价格卖给附近的果汁厂。这种情况对农民的冲击很大，种植苹果树不像种植小麦、棉花、西瓜，它是一种前期投入大，收益小，后期投入小，但不容易放弃的经营对象。农民在种植果树时，得先种植树苗，在4、5年之后，果苗才会长成果树结果。而且，在果树长成结果之后，农民就无法在土地上种植其他作物，在苹果收购价下降时，农民要转换经营，必须挖掉果树、平整土地、重新施肥，这些都需要巨大的支出。而且，在90年代初期开始的果树种植，已经开始同农民生活结合在一起，果枝成为农民日常烧炕取暖、烧火做饭的重要来源，利用苹果酿造果醋等都成为农民生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最为重要的是，种植西瓜、棉花并不赚钱，和种植果树差不多，而在当时可以赚钱的葡萄、梨、桃等水果和苹果一样，前期需要极大的投资，而且前几年是不会产生任何收益。因此，大部分农民选择了等待，等待苹果价格有一天会上升。在这种等待中，农民越等越穷。
在90年代初期、中期，并没有建房，或是生活较为节俭的村民，将部分收入存下来，成为维持此段生活的重要来源。现在看来，总体来说，苹果并不是那么赚钱，前期收入的中的很大一部分要被用作准备金，来应对之后转变种植对象所面临的巨大支出以及渡过苹果市场的“寒冬”。但是，对于贷款农民，他们不仅预先消费了这些准备金，而且预先支出了日后用以维持自身基本生活需要的货币，这使得在苹果市场出现“寒冬”时，他们要维持自身的基本生活，就只能对抗镇政府，拒不依协议还款。
使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的因素是“生活水平一旦提升，就不会倒退”。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一旦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他们就很难恢复到之前的生活状态。在种植小麦时期，年收入5千元即可维持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这些资金基本可以覆盖农民用于农业投资、日常生活需要等各方的的货币开销。在种植苹果时期，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农民可以放弃以往自制部分生活用品的方式，并开始加大在饮食、穿衣、赶人情、娱乐方面的支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生活水平较之前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这种提高了的生活水平是以种植苹果所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为基础。但是，当这种因素不再发挥作用，贷款农民很难再去像之前那样重新自制部分生活用品，降低饮食、穿衣、娱乐等方面的支出。之前自制生活用品是作为一种长期形成的传统与而存在，当这种传统一旦被抛弃，就很难恢复，重启这种传统就需要砍伐部分果树，重新重视油菜、蔬菜等作物，需要重新建立村庄榨油厂、弹棉花厂、磨面房。农民不可能为了省钱，将买来的电视机废弃，以节省电量。生活支出、生活水平具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在日常生活中化为农民的一种习惯，或许农民可以缩减开支，但是却无法改变这种生活方式。所以现在，必须有1万元才可以维持农民一家的基本需要，通过节俭，这种开支或许可以压缩至9千、8千，但是很难再压缩至5千、4千。因此，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农民的日常开支并没有以同比例下降。这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贫困，以及贷款农民的还款困难。
其实，导致贷款农民还款的核心要素还在于借贷关系在延陵镇的特有形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息资本时指出，利息来源于利润，利息的产生来源于将货币变成资本，进行增值，其中，资本就具有流回的可能性。所以，借贷关系的核心在于将贷款作为资本，进行可以增值的投资。但是，在延陵，贷款不仅没有被用于可以增值的投资，反而被用于消费，这使得资本在借贷人手中流回的可能性不再存在，从而使得不仅是利息的归还，而且本金的归还都成为问题。
首先，贷款农民无法将贷款用于非农业投资。在村庄，非农业投资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是作生意，包括在镇上开饭馆、开商店等，二是进行养殖。作生意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市场的狭小以及对同农业争夺劳动力。一方面，在90年代中期，卖苹果所带来的收益使得农民在满足自身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可以将部分资金用于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这成为90年代严陵镇商业、服务业较为发达的几年，但是，一旦苹果收购价持续下降，这些需求就会消失，因此，在镇上作生意也就那几年赚了些钱。不过，另一方面，作生意，就意味着有部分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劳动，由此对农业收入的降低又会将做生活所得来的收入抵消，甚至“两败俱伤”，农业、非农业都没搞好。进行养殖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此处的养殖不同于以往就在严陵镇存在的“散养”。在延陵镇，传统上很多农户每家大多饲养1-3头左右的生猪，或是不超过10只的羊，这种小规模的经营可以同农民相互配合形成一种“半耕半养”的模式，这种经营一方面以农业废料、家庭生活余料为饲料来源，另一方面其收入只能作为农民对丧葬、婚嫁、子女教育、医疗等方面大宗支出的准备金，或者可以提供少量的余钱，用来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这种经营方式所需投入、收入较少，市场价格波动对其影响也较小。贷款农民不可能拿贷来的大宗资金用于这种传统形式的“散养”，而只能自办大型养殖场，养殖开始从“房前屋后”转移到村外的开阔地，贷款农民将所贷来的资金用于建设养殖场、购买饲料（此处农业废料、家庭生活余料显然是不够的）、置办养殖设施，这种大规模的养殖就同农业发生了冲突，同其争夺劳动力。同时，其市场风险也大大增加。针对刚刚从事商业经营的农民来说，这是十分不利的。在一个村中，一位贷款农民在镇上开办饭店，饭店开张3年后就关闭了，为此他背了一屁股债，基金会的贷款只是其中一方面；还有一位农民开办了一家养殖场，在刚开张的几年，在栏猪一度达到30-40余头，但是，后来也亏本了，现在猪舍在废弃在村外，投入的资本已不能收回。还有几位贷款农民去外地做生意，但都没有成功的。
其次，贷款农民也无法将资金投入农业活动中。而这成为大部分农民之所以将资金投入消费的主要原因。因为，正如上文指出，贷款农民并非都去做生意，“有胆子”的农民还是少数。贷款农民之所以无法将资金投入农业活动，主要在于农业缺乏投资空间。当时，农民主要以种植果树为主，很少有贷款农民在苹果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转变种植对象，种植其他作物。但是果树种植的资金投资已经饱和。举例来说，假设一亩果树需要资金投入1000元，收益为3000元；当新增100元用于农药、化肥等支出，将投资变为1100元时，收益会增加至3200，此时，新增投资所带来的收益为100元；但再增加100元用于农药、化肥等支出，将投资变为1200时，收益只会增加至3210元，甚至不增加，此时，新增投资所带来的收益为-90元。要改变这种境况，只能再追加5000元的投资，砍掉果树，种植新品种，或者种植梨、桃，中药等其他作物。但是，这种变换经营的投资方式“相当于做生意”，其3-4年内不会产生收益，而且面临未知的市场风险，大部分农民并不愿意去尝试的。在90年代，大部分农民对于果树的投资都已经达到1000-1100这样一个临界点，因而，贷款农民无法将资金用于果树投资。
剩下的只有消费，将资金用于消费，成为贷款农民的主要选择。正如上文指出，在当时，这只是“花明天的钱”，并没有什么问题。当将所贷资金用于消费，农民低下的日常生活方式即成为一个溶解贷款的容器。这些资金将被用于日常生活的各种开销，诸如买肉、打麻将、买衣服、赶人情、旅游等。农民将贷款用于这些并不会产生任何收益、并且会吸收本金的领域，他们的生活水平较未贷款农民提升了一个档次，但是，在几年内，这种高档次的生活就将贷款溶解了。而他们一直期盼的苹果不仅没有增值，反而一再贬值。
到90年代末，问题已经出现，到20世纪初，已经十分严重。所贷出去的款大部分收不上来，基金会面临破产的困境。起初基金会还采取各种催收措施，但是，到最后，镇政府不得不出面。这时，基金会、镇政府面对的不是一群经商失败、一贫如洗的农民，就是一批由于苹果收购价下跌，手中没钱的果农。一开始，镇政府提出归还本金，利息逐年归还的方案，但是，很多农民连本金一时都无法归还。因为苹果收购价降低，同村的亲戚、朋友也都没钱，他们连借钱还贷的机会都没有。都后来，镇政府退一步，提出只要归还本金，但是，这个时候，农民手中都没钱，何来还钱，只能托。但镇政府拖不起，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农民欠了国家的钱，难道还有不还的道理？！基金会是县政府、镇政府的标志性企业，难道就让它以这样一种可笑的方式破产？！要不惜采取一切措施，将贷款收上来！
镇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面对没有钱的农民，这些措施都显得苍白、无力。而且，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由于大部分农民都不还钱，一部分具有还钱能力的农民也拒绝还钱了。在这个时候，还钱意味着吃亏。他们都可以不还钱，我一还钱，那岂不是把我自己的钱白白给了镇政府？我白白损失了几千块钱，绝对不能还钱。面对这种情况，镇政府只剩下最后一个措施——抓人。不还钱，就抓人！
镇政府将镇会议室改装成简易囚禁场所，这个会议室可以容纳100余人。另外，组织了一个抓人小组，开着面包车，直接到贷款村民家里，进行偷袭，将家中男劳动力抓到镇会议室。这一招具有极大的效果，在男劳动力被抓之后，农民家庭的农业劳动就限于瘫痪，但是，农民这时似乎具有一种“死磕”的精神。如果镇政府平心静气和村民谈，充分考虑村民生活情况，宽限几年，等这一段时间过去，苹果收购价回升，村民或许愿意还。但是，现在镇政府直接采取强力抓人，村民是坚决不会再还了，哪怕以后有了钱，也不会再还。不过，镇政府也有自身的难处。货币市场具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基金会的运作不仅建立在有人贷款的前提上，更建立在贷款可以收回的基础上。贷出去的款收不回，基金会就只能破产。基金会是县、镇两级政府的重点企业，其破产则意味着政府在办理乡镇企业这一块遭遇重大失败，对于镇政府来说，这显然是无法接受的。
村民和镇政府只有决裂，政府抓人，村民“死磕”。家里活、地里活也不管了，你抓我也行，我就呆在镇会议室，呆上一年，正好趁这段时间休息一下，平时在家里都是忙里忙外，没有时间休息。这成为当时贷款村民同镇政府对抗的主要逻辑和想法。不过，现实中，家中的活、地里的活确实不能不管不顾，尤其是在农忙的时候，因此，贷款村民就和镇政府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在镇政府“抓人”的紧张时期，贷款村民家中的男壮年就外出去其他村，晚上返回，一回来就把家门锁住。有部分贷款村民同村干部、或是在乡镇工作的人比较熟，这些人就会通风报信。那个时期，村庄里上演了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有一户人家，估摸着镇政府的“抓捕队”马上就要来，兄弟两人埋伏在大门背后，一人手中拿一把斧头，等镇政府的人进来，拿斧头去砍。有一个村民，镇政府打听到他正在别人家打麻将，就“摸”去，直接将门踢开，但是，却发现他并未在“牌场”，原来正好他去后院上厕所，听见前门响声，赶快翻过后墙逃跑了，三天没敢回村，多年之后他向别人讲起这件事仍旧捂着胸口，直说“好险”。有一个村子，村民十分团结，传说镇政府的人三年都没有踏进村子半步，每次镇政府的人来，先是老年妇女上去抱住面包车轮子，然后青壮年砸车窗，开车门，将里面镇政府的人强行拉出来，打跑。由此，他们村的人这几年都没有上交任何农业税费，更别提镇“抓捕队”去里面抓贷款农民。除过这些方式，抱车轮子成为村民对抗的另一方式，不过这大多是老年妇女来做的，她们要会闹，一旦自己的儿子被抓，她们就跑过来，抱住车轮子，或是躺在轮在下面，然后大声哭喊。每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很多村民都会过来围观，大部分村民都将这些作为好看的戏，看镇政府怎么被玩，看贷款村民怎么被玩，然后作为日常的谈资，一笑而罢。在这些谈论背后，还有一丝庆幸，多亏那时扛住了“跑贷”，要不然就真掉入了镇政府的“陷阱”里，成为现在这些“精心动魄”故事中的主角，这是多没面子的事！对于上面那个村，村民大多都钦佩他们的勇气与团结，看来团结真就是力量。
村民的“猫鼠游戏”还是玩的比较好，到后来，镇政府很难抓到男劳动力，只能抓在家中看家、留守的老年人。这对于村民的影响就比较小了，家庭的生产生活并不会因此中断，只需要每天差人到镇上给自己的父母送饭。一位老年妇女在“释放”回来之后说：“我在里面吃的好，睡的好，每天就是吃了睡，睡了吃，没事再跟关在一起的人聊聊天，会议室里面有一角落放着马桶，两边挂着帘子，本来一开始是可以外出上厕所的，但是厕所墙低，总是有人翻墙跑出去，镇上就不再让外出上厕所了。我对我儿子说，不要还钱，他们（镇政府）不能把咱们怎么样，大不了我一直呆在里面，反正里面也挺好的”。到最后，镇会议室里面关着的主要是老年人，而镇政府的“抓人”并没有促使村民还款。而且，抓人措施也使得镇政府会议室一直被占着，很多工作人员在抓捕过程中频遇危险，另外，镇政府还得为“抓捕队”出油钱，掏工资，为会议室看守人发工资。在持续了2个多月后，镇政府停止了抓人，也将会议室里面的人全都放了出来。
一切都结束了，作为标志性企业的基金会也破产了。但是，镇政府挂在镇主干道上的红色横幅还悬挂了很久，直到7月份才撤下来，因为镇初中升学率居全县第二，主干道上重新悬挂了一条新的横幅“热烈祝贺严陵镇初级中学升学率居全县第二，各乡镇中学全县第一”，之前的横幅上写着八个黑色大字：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写于南教楼
（文章中所出现的县名、镇名均已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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