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卓秀：探析乡土文化如何重构

在农民面对由城乡二元结构附加的利益诱惑、消费主义造成的严重的“文化殖民”、农村各类组织的功能不断弱化甚至消失的今天，农村的破败似乎不可避免。但是事实表明农村仍然是我国最大多数农村劳动力的蓄水池、农民的最终栖息地，为终究要返乡的农民重建精神家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从文化角度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好准备也是很必要的。本篇将围绕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三种不利因素以及如何重构乡村文化进行阐述。

一、     乡村现实

（一）村庄内部人事压力

在《底层》一文中，蔡翔心痛地写到：但是我却恐惧地看到，纯朴和善良，正在从我的底层悄悄消失。那么是什么使农民的心态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呢？农民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追求个人和家庭发展性需要无可厚非，所以咋看起来他们进城打工着实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而且大型生产工具的使用，也为其选择提供了条件。但是考虑到自改革以来，伴随资源由分散到重新聚集过程的发生，我国社会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的不断拉大，农民进城的理由似乎就不那么单纯了。

孙立平在《断裂》一书中层提到过这样一次经历。匈牙利的一位社会学家说早些年匈牙利也存在大量农民进城的现象，男人出去打工，女人在家务农养猪。但是整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女人养猪而不是男人打工。反观中国，情况就大不相同。中国的农村家庭主要收入不是靠女人在家种地或养猪而是靠男人打工。进城是迫于压力——农村快速增长的支出压力，尤其是子女婚姻、教育问题的巨额负担造成的。笔者在本人所在地观察，一般男孩订婚花费如下包括：交通费、初次见面礼品费、订婚时包括送礼品、彩礼钱、服装费、购买电动车等项，由于彩礼钱差别较大，从3万至六万多不等，甚至有更高，所以这一项差别比较大，一般的礼金是3万6千元。礼品另有媒人一份。这样算下来，从男女双方初见到订婚结束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甚至，有些家庭父母还要包办孙子的满月酒。如此巨大的数目，往往意味着要动用十几年的储蓄甚至要借债。如果按子女接受教育跳出农门的养育模式来看，从小学到大学本科毕业16年的费用同样不下于10万元。甚至有些父母还希望帮助子女跑门路找工作，买房子安身立命。面对这样巨大的支出压力，面对绝对有限的农业收入增幅空间，农民进城实在是一种被迫的选择。强大的支出压力像只无形的手推着他们走向城市、追求物质利益。他们变得注重眼前利益，漠视日渐冷却的村落人际关系。这个时候，《乡土中国》里描述的种种熟人社会独有的现象再也不见了。于是关心公共事务的农民越来越少，支持公共事务的农民也越来越少。乡村文化的重建在村落内部面临人事压力。

（二）农村各类组织的弱化、缺失

   我国农村当今各类组织的严重缺位，现存组织功能的严重弱化已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典型的是村级行政组织。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很多乡镇为了精简机构，把村级甚至乡级行政组织撤销了。“据有关方面统计，截至2004年9月30日，我国的乡镇数为37166个，比1995年减少9970个……许多地方撤乡并镇后对被撤乡镇原驻地的管理存在薄弱环节。比如，卫生管理无人问津了，垃圾遍地，既有失观瞻，又污染了环境；还有的地方路灯不亮了，更有甚者自来水也停了。这种政府管理、公共服务的全面大撤退，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很大不便。”这是摘自中国政协新闻网上一篇名为“撤乡并镇后管理服务莫撤退”的评论。那么可想而知，当农村其他各类组织，如群团组织、文化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等也从农民生活中不断消失的今天，农民还能依托什么组织起来？各类组织退出农民生活舞台的同时，它们原有的活动场所也退出了，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失去了载体。

（三）“文化殖民”的可能性、严重性

以上两种原因给消费主义文化对农村本土文化的“殖民”提供了可能性。

日渐败落的乡村和乡村文化与靠广告和时尚捧起来的消费主义相比实不可同日而语。有早期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回乡时大都惊异于村头巨大的广告牌，还有那一层覆盖一层的宣传单。打开电视机花样新翻的广告更是让人目不暇接。从穿衣打扮到举止行为，从思想观念到话语言谈，无一不透出文化殖民的印迹。我们的农民不再有独属于自己的群体信仰，他们在不断被推向一个未知世界的同时却没有掌握这一世界的权力。在王晓明所描述的《L县见闻》里，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种文化殖民的严重程度。这种文化殖民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民的自我认可的失去，对关乎自身美好生活前景的制度设计的冷漠。

二、面对现实，重建农民精神家园

（一）认清工作对象，认准“有效需求”

这里的工作对象是指我们所要重构的乡村文化的主要承载群体，即主要的组织者、传播者、面对其他系统的协调者。当前农村滞留的人口大部分是老年人、妇女和儿童。他们才是文化重建过程中常规的参与对象。尤其是老年群体，可以作为“突破口”。首先，老年人对于乡村文化最有感情。中国建国以来的沧桑变化尤其改革开放以来迅速的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发展，老人们感慨最多。其次，老年人最有闲暇时间。充实地度过时间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如果能动员老人们发起、经营自己的组织，无疑是对老人对自身被日益边缘化的绝望的挽救。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湖北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参见《乡村的前途》 贺雪峰 山东人民出版社 第190~197页）相对老人而言，农村青年群体对生产技术、卫生技术有着更大的兴趣。因此适时适地“送技术下乡”也是乡村文化重构的一项重要任务。此外，重大节日也能为吸引不同人群参与文化活动提供契机。毕竟占乡村生活主导地位的还是中青年群体。

（二）外部力量如何参与

（1）行政力量

在当今社会，最直接、最有力的力量仍是来自政府的力量。但是近年来基层行政组织职能的撤销与弱化，令人担忧（如前所述）。与基层其他各类组织相比而言，行政组织有着自身的特点：相对容易得到农民的认可；拥有其他组织无法媲美的资源。这就决定了重构乡村文化过程中行政组织、行政人员的龙头作用。表现如下：1、诸如文化组织的成立、文化活动的开展等项目经费等物质资源的提供；2、在促进各类文化组织成立过程中的发起与引领作用；3、培育宽松的文化环境。

我们来看平凉市和云南省的例子。“平凉市把丰富农村文化活动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专门出台了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工程实施办法……建立起了一批由乡村文化干部、农村文化能人、文化业余爱好者和有一定文艺专长的土专家、土艺人构成、专兼职相结合的农村文艺骨干队伍。” “云南省委、省政府近日出台《关于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从今年起，省级财政每年按照农民人均五角钱的标准安排文化惠农活动补助经费，用于农民享有文化基本权益的活动补助”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党的十六大报告要求：“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各类群众文化”。这就需要有关职能部门切实负起责任，认真做好组织、引导工作，努力推动农村文化市场繁荣，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这也是“三个文明”全面建设和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2）知识分子

从2003年8月开始，在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兰考县挂职副县长何慧丽的主导下，在河南省兰考县的部分村庄进行“以农民为主体，以政府为主导，以建设为核心．以知识分子为参与”的新农村建设实验。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在兰考成立了四个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五个农民文艺队、两个老年人协会以及其他一些农民的本土化组织，其中有一部分经营良好。从表象来看，这样的规模说不上宏大，成绩也谈不上很大。然而，透过这些表象，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些探索的实践意义和长远效果．看到的是他们——知识分子在“新乡村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温铁军、贺雪峰、曹锦清、李昌平、徐勇等众多知识分子一直从事农村实地调查，搞“新乡村建设”实验。成果非常卓著，在农民金融合作、文化建设等不同方面，提供了成功范例。

（3）社会力量

抓住农民的“有效需求”，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各方面尤其是在农村文化方面的建设已经势在必行。各地方也有相关的办法措施出台，但还是存在着明显不足。如何能更有效地吸引、鼓励各种民间力量的参与，如何建立本土文化，并通过本土文化实现农民对未来生活的稳定预期是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

三、乌托邦的理想

正如石勇所言，文化殖民对农民的重要危害在于“它给欲摆脱困境的农民强加了一种精神焦虑，一种对土地的厌恶，一种对有利于自己生活前景的制度设计的冷漠。”因此，我们要建设的乡村文化是以农民群体为主体的文化，是以农民生活为主题的大众文化，是不必要高成本的奢华文化，是在应对消费主义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而使农民可亲可近并且需要他们参与的实实在在的文化。惟其如此，方可成为农民自己的文化，方可给予农民真正的文化归属感，方可拯救农民对自身地位日益边缘化的绝望，并最终达成农民对未来生活的稳定预期。我们希望将未来农村建设成为公共产品供给充裕、公共道德充分发挥作用的生产生活场所，在这样一个场所中农民能够物质生活宽裕、精神生活充实、人心安定、邻里互助，“熟人社会”将重新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