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婚
——苏北徐州张村的婚礼
1、“婚礼筹备委员会”的成立
结婚是乡民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与迎生送死一般，是他们生命历程中的重要环节，而婚礼作为结婚的仪式化表现，理所当然地承担着表意与宣示、人情与交往等方面的功能。
这一天，肯定会是个好日子。在这里，老黄历上的告诫仍然如神谕般发挥着重要的指示作用。定了日子，就要开始筹备了。主人家（方言里称为“主家”，下同。）会召集家族里或自然村里有威望的长辈，碰个头吃个饭，讨论安排一下婚礼的细节。最后，会在主家门口的墙上贴上一张红纸黑字的“执事单”（或理事单）以公示。
执事单大约A3纸张大小。作为一张分工明细表，上面写明了婚礼中各项工作的负责人，以备忘。主要有总理、厨师、礼柜、迎送、应酬、司酒、司饭、司火、司水、刷洗与茶水等条目。
总理是整场婚礼的总负责人，也有些地方会叫总统，方言里多直接称其为“大总”。常由村里有威望、辈分较长、做事周到细心的叔伯来担纲。一般而言，在一个自然村里，总理基本上是“专业化”和“职业化”的。也就是说村中每逢红白喜事，总理都会是那一张老面孔。一方面，总理要对主家负责，打理好整场婚礼的各个细节，另一方面，总理要为主家节省开支，但不又失体面，每个自然村里都会有那么一个“工于算计的好人”。
礼柜由三人组成，其中一人负责喜簿的记录。所谓的喜簿就是用以记录来宾随礼（份子钱）的纸质清单，它是农民家庭中最重要的文本，也是人情往来的重要依据。所以一般由村里有学问、写字好看、心细的人来担任——村小学的教师。第二人是负责收钱。一个当然的要求就是对金钱足够敏感，所以一般由村中的经济能人来担任。第三人负责“散烟”。在这里有一个规矩，每上一份彩礼，就会随时送予一包香烟。如果是替人捎带随礼，随礼的主人将得到两包香烟。
在过去，香烟都是三五块钱一盒的。如今，都是十块、十五块的档次了。因而，香烟作为主家与来宾的第一个“互惠的交换物”，其档次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整场婚礼的格调。因此，这会成为来宾拿来做文章的第一个话题。如果香烟太便宜，主家便难免招来“小气和抠门”的评价。在婚礼当天，礼柜三人便会坐在婚宴现场旁边，负责礼金的收取和记账。这是整个婚礼过程中最具物质性、社会性和交换性的环节。
厨师一般也是“职业化”的，当天使用的锅炉等炊具和厨具甚至都是厨师带来的。整场婚宴食材的采购是由厨师和主家合作完成。婚礼当天，一个厨师要负责好几百号人的饮食，菜品口感的好坏也会成为来宾说道的素材，尤其面对的是常年与锅碗瓢盆、柴米油盐打交道的农村妇女——他们是最挑剔的食客。
迎送和应酬是整场婚礼的“公关”，负责婚礼前主家的重要亲人的邀请、婚礼当天前往女方的迎亲。在婚礼前三天左右，这些人将驱车亲自拜访主家的重要亲人，如主家男女主人的姑舅姨表以及女主人的娘家亲人，一一通知喜讯，称为“接亲”。当然，既然是重要亲人，肯定事先已经得知喜讯，但通过“接亲”，对方将获得一种地位和关系的“确认”。如果没有接或者漏接，这将直接导致关系的破裂和往来的断绝——因而接亲也是极为重要的。
司酒、司饭、司火、司水、刷洗、茶水，顾名思义，涉及到婚宴现场的方方面面。当然这些都是不计酬劳的，只包吃包喝包烟抽。随着时间的推移，总理、礼柜、厨师会随着习惯的累积逐渐“专人化”，但毕竟婚礼事无巨细。司酒、司饭、司火、司水、刷洗、茶水等“职责”是充分“开放”的。因而当主家面临喜事时，村里也会有人主动上门帮忙。这种互助过程便是积攒社会资本的过程，所以在村里人的心中，哪些人是热心的，哪些人是冷漠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尺度就是——是否在别人家的红白喜事上出力。
2、乡村歌舞团与“小渠道教育”
一场婚礼，酒肉之外，自然少不了歌舞的助兴。除去味蕾与口腹之欢的满足，吹吹唱唱带来的感官享受也是值得说道说道的。
所谓的歌舞团，实际上是一种民间自发组织成立的营利性曲艺团体，不需要向当地文化部门注册，常常都是由家庭成员组成。他们只会出现在红白喜事的现场，并不是文化当局事业规划的一部分。歌舞团，是近几年才兴起的称呼。以前，都叫做“喇叭匠”或“唢呐团”，由此便可得知，唢呐在民间曲艺乐器中的重要作用。唢呐、笙、钹是所有民间乐器中必不可少的三件，但最重要的要数唢呐了，其音线可高亢、调皮而显得喜庆，可嘶鸣、低沉而显得哀怨，因而无论在红事还是白事的现场，唢呐都占据着最核心的位置。
在婚礼前一天，主家会雇请唢呐团前来助兴。在主家门前空旷的麦场上，搭好台、调好音响就可以开唱了。重头戏是晚上的“文艺演出”，这将是村子里最热闹的一个晚上。
曾经，有两种文化产品很受人们欢迎——唢呐团的表演和乡文化站的进村放电影。放电影作为当局农村发展策略——三下乡之文化下乡的一部分，在过去是人们最期待的消遣。在夏季农忙之余，在凉风吹拂的晚上，男女老少自带小板凳，齐聚村里的晒谷场，吃着西瓜，聊聊家常，看着电影，的确是一件难得的乐事。当然每次放电影之前，都会放一些宣传计划生育、养猪种树的短片。 电影题材并不多，无非就是抗战片——地道战、地雷战和三大战役，武打片——李连杰的黄飞鸿和成龙的醉拳，喜剧片——小时候的释小龙和年轻时的林志颖。随着DVD机和有线电视的普及，露天电影这种事只会在童年记忆中才会有了。
而唢呐团的表演在今天仍会吸引大批观众。冬天里，村民围坐着篝火，听台上的人说学逗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唢呐团对待这种营利的“走穴”还是很认真的。这一点在乐器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曾经的唢呐团，乐器基本涵盖了常见的民族乐器，甚至会有部分西洋乐器。在唢呐、笙、钹、笛、箫、锣、鼓之外，还能看到萨克斯、小号、手风琴、架子鼓等等。而如今，除了唢呐、笙、钹等乐器必不可少之外，其他乐器都不见了踪影。因此过去的唢呐团来演出，其道具行头需要一大卡车才能载完，如今一辆摩托三轮车就搞定了。
过去的舞台还会有调音设备、追光灯和五彩的旋转球形灯光，而现在的舞台只是马马虎虎凑合着。过去都是真唱，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开播放器，歌手对着桌面歌词张张嘴就可以了——反正下面坐着的是一群对“艺术”不那么较真的农村人。
在演出过程中，在节目的间隙，“大总”会时不时地出现，拿过歌手的话筒来“点歌”，“新郎官的大姨一家点歌五百元”、“新郎的表叔点歌一百元”等等。点歌金额的多少是极有讲究的，因为点歌的费用是计算在随礼金额当中的。假如新郎的二叔点歌五百元，第二天的婚礼现场随礼一千元的话，那么实际上，二叔便是随了一千五百块钱的礼。这将成为村民议论的重点话题。随礼的多少将成为衡量亲疏远近、穷富、阔绰与吝啬的重要凭据。
节目无非两种，歌舞类和语言类。小品是观众们最期待的节目，题材多是取自人们的日常生活，被演绎最多的要数婆媳关系与孝道了。长幼关系、两性关系、婆媳关系是主干家庭中最重要的三对关系，因而也是矛盾产生的所在。在父母与儿子、儿子与儿媳、媳妇与公婆之间，那些“娶了媳妇忘了娘”、“忤逆不道”、“红杏出墙”的故事不断在舞台上上演。
小品当中，常常充满着儿女弃养父母、儿子分家时兄弟反目的情节，当然偶尔也会有男女通奸、公媳扒灰等“限制级”的内容，语言也常常色情、污秽。如果一个保守的文化批评者看到了这些，肯定要立誓拿个社科基金课题吧。所幸的是，这丝毫不影响人们的欣赏和观看，反倒更能激起心中的共鸣。会让人嬉笑，也会让人赧颜。所以常常能听到，村民甲会揶揄村民乙说，“这说的不就是你么”，更会有老人家看着看着就想起自己的遭遇而痛哭流涕。
随着农村个体化时代的到来，夫妻两性关系逐渐取代了父子关系成为家庭结构的主轴。在转变过程中，娶了媳妇的儿子和父母之间、过门的媳妇与公婆之间、妯娌之间、连襟之间、娘家与婆家之间的关系都相应地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而这种微妙的变化也及时地被搬上舞台，得到某种“艺术”上的呈现。
二人转是东北农民的主要艺术形式，京东大鼓、河南梆子、山东快书也代表着各自的地区，而这种无法被命名的艺术形式也流传多年，却并不如前面提及的几种地方曲艺那么“走向全国”。说到底，民间曲艺的作用在于填补乡民生活世界的文化部分，常常兼娱乐与教化两种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民间自我教育的方式与国家主义的道德叙事方式俨然构成了两种不同的景观。“道德的榜样”与“感动中国”永远是存留于国家电视台的自我想象，而与乡村社会无涉。这里存在着一种道德的自我净化机制，它来自对基本人道、伦理、宗族和血亲关系等的肯认与坚守，由此才会有了养老、送终、父严、母慈、孝悌、尊亲这些最基本的伦理认知和道德规范。
在此，民间曲艺作为自我教化的一部分，构成了张鸣所说的“小渠道教育”，但它不与“官方教育”相抵牾，而是相互补充，在各自的层面上影响各自的受众，各安其分。
3、人情往来与礼仪性消费
终于到了婚礼这一天了。一大早，村子里每个角落都飘扬着《百鸟朝凤》的旋律。对于村子里的人来说，这一天也是他们去赴宴的日子，俗称“八大碗”。（对于“bā”，我和发小争辩过，他认为应该是“扒”，即“扒大碗”，意为对美食盛宴的饕餮。而我认为是“八”，因为在北方农村的日常生活中，餐桌上有八个菜，是最高规格的待客之道。）
男方的婚宴一般安排在中午，而女方的婚宴则安排在上午，这样可以确保新郎在中午之前能将新娘接回来，而且新娘一方的亲人能确保新娘在中午之前将姑娘嫁出去，因而女方对喜事的操办跟男方比起来，显得简单多了。而且前面提到的“唢呐团”，女方也并不雇请。
农村的婚宴常常设在院落内部或着门前的空地上。（院落是北方民居最重要的生活空间，而门前的空地也是宅基地的一部分，是院落的空间延伸，一共大约220平方米的面积，0.2亩左右。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不动产”。）临时搭起的帐篷，下面摆上五六张大圆桌，铺上一次性的塑料桌布，边上围着几个长条凳。这便是最常见而简易的餐桌了。
不像城市那般，婚宴设在一个大宴会厅内，人数在事先已经得到了初步的估算。而农村婚宴是开放的，也就是说，主家无法确定来宾的人数。所以农村的婚宴都采用“轮番制”，固定的餐桌一般是五个，三番下来，那就是十五桌，150人左右。这是一般农村婚礼的来宾数量。当然“番数”也会是村民议论的话题，番数的多少直接表明主家人情往来的多寡。轮上五番或者六番，那将是近300位来宾！人们会因此对主家刮目相看。
在11点左右，大总一声吆喝，来宾们踩着鞭炮的声响，穿过弥漫着的硝烟，三五成群地涌入帐篷，开始用餐。当然，在用餐之前，人们会先去礼柜那里记录份子钱。本村没有血亲、宗族和姻亲关系的家庭，往往会随一百元。这是整场婚礼中的最低消费了。至于主家的血亲姻亲表亲什么的，随礼五百、一千、两千都是常见的。这基本是和“差序格局”相一致，以主家为圆心的同心圆，越靠近圆心，随礼越多。此次婚礼，新郎的姑、姨、舅、叔、伯均为最高等级的两千元，表亲、堂亲相应递减。当然，如果表亲（堂亲）尚未成家，则与家人随一份礼。例如，新郎姑妈的表哥尚未结婚，则不必随礼。新郎舅父家的表哥，已经结婚，则以自己的名义另外随一份礼。记录在喜簿上的仅有两个条目，姓名和金额。姓名一般只记录男性，哪怕是女性前来赴宴，也会登记男主人的名字，金额则是“伍佰元整”这样的大写格式。
人情消费是农村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开支，另外两项重要开支要数农业生产和子女教育投入了。由于人情消费的名目、范围、金额的变化，这已经构成一个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在过去，人情消费只在红事与白事，如今，乔迁、翻修新房、产子、升学、寿辰、病愈等都被纳入了人情范畴。金额从十年前的三十、五十、一百等三个档次，涨到今天的一百、二百、五百、一千等多个档次，不封顶。
冬季是农村红事最密集的季节，一方面春夏秋季都是农忙时节，而年轻人也多外出务工，也只有在年底才有时间回家操办喜事。另一方面，婚宴所需的大量食材，在苏北的夏天不宜储存，集体用餐的卫生条件也难以保障。年底红事一多，人情消费便会多起来，人们围在一起闲聊，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一年到头挣的钱不够年底花的。”
人情消费尽管是负担，但却也无法回避，这是农村生活最重要的交往方式。一个家庭的喜簿记录的不仅是名姓和数目字，更重要的是里面暗藏着亲疏远近的玄机。因而，当一个家庭面临人情消费支出时，会事先翻阅自己家的喜簿，查看对方当年的随礼金额，同时会考虑对方家庭的子女数。
假如A家庭只有一个儿子，而B家庭有两个儿子，则A家庭在面临B家庭儿子的婚礼时，就要费一番脑筋。因为A家庭只会有一次红事，而B家庭会有两次，则A家庭只会出席B家庭其中一个儿子的婚礼。
假如A家庭只有一个儿子，B家庭也有一个儿子。B家的儿子考上了大学，同时A家的儿子没有考上，则B家将比A家多出一次喜事。那么，A家庭在面临B家庭的喜事时，也会选择忽略一次。
也就是说，“收支平衡”是农村人情往来的最高境界。当一个家庭的儿女全部成家，父母在“还完人情债”之后，往往会停止人情的往来，会将人情往来的重任交给儿子。
同时，也会有精打细算的家庭在自己家操办儿女婚事的时候，对村里人宣称不接受随礼，俗称“不开贺”，意即不接受公开的贺礼，只接受血亲等至亲的贺礼。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个家庭将停止与外人的人情消费往来——当村中有别的家庭遇到红白喜事，他们不会参加。也就是说，这个家庭已经到达了最高境界。
如此说来，乡民是极其物质的和金钱主义的，但这也是最朴素的和最纯粹的。建立在交换、互惠、面子、人情基础上的关系形式可以直接通过金钱表现出来，而没有丝毫藏掖和猜忌。
在苏北农村，在血亲之间，除去一般的人情往来，如红事、白事、升学等，另有一种人情消费是不计回报的。那就是出嫁了的闺女在春节前要返回娘家送节礼，结婚成家了的外甥要给舅舅送节礼，买买水果、烟酒、肉鱼，或者给现金，以表孝心。由此可以看出，娘与舅在农村家庭关系中的重要地位。腊月二十多的时候，女儿们会定个日子，给父母送节礼，女婿和孩子也会参加，这将是春节期间的第一次家庭聚会。
4、仪式中的天、地、人
应当说在婚礼当天，婚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能让来宾吃好喝好，便是最大的“政治”。这也会是大总最忙的时候，他要来回巡视、张罗、招呼客人入座、负责调节气氛——俨然一个司仪的形象。
在婚宴轮到最后一番时，也差不多是正午时分了。这时，伴着礼炮或者炮仗的巨响，早上出发的接亲车队会大吹大唱地驶进村子。一般第一辆车是摄像师的车，他要负责整场婚礼的拍摄和光碟的制作，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兴起的婚庆服务。在镇上有好几家这样的婚庆公司，大多取着西式而浪漫的名字，如巴黎、普罗旺斯或者维纳斯，拍婚纱照、化妆、租赁婚纱、花车租赁、花车装饰等一条龙服务。
第二辆车子才是新人乘坐的车子。在十年前，婚车基本上是桑塔纳，后来渐渐经历了伊兰特、帕萨特等阶段，如今稍微上点档次的就是奥迪A6L、宝马7、奔驰s级。婚车后面就什么车都有了，品牌和档次也是参差不齐，但基本上按照档次高低排成了一个车队。
婚车稳当地停在院子的正门口，停在整个四方院落的中轴线上。在车门的位置与堂屋之间，铺好了红地毯。接着就是一个新娘的过门仪式了。（堂屋是这里民居院落的空间核心，坐北朝南，一般由三个房间构成，多是砖瓦结构和砖混结构。兼会客、用餐和居住功能，四方围起的院墙就是依堂屋的结构而展开修筑的。）
用完餐的来宾和村民也不会散去，最后一番还在用餐的来宾也会撂下筷子跑来围观。人们争相围拢过来，等候着新娘的下车。时辰一到，新郎便下车打开另一侧的车门，撑起红艳艳的雨伞，携新娘走上红地毯。人群热闹起来，嬉笑着，起哄着，也会有大妈们在一旁讨论着女人臀部大小和生育能力的关系。
值得留意的两个设置是，红伞与红地毯。伞，寓意着夫为妻遮风挡雨，则希冀恩爱久长；红地毯直通堂屋，则寓意一路通达，日子红火。而这样上有伞、下有毯的物障设置则使人与天、地在物理上隔离开来，以表明新人之“新”。
新人之所以为新，则是意味着全新生命形式和生活秩序的开始，意味着他们要在接受种“道”与“理”的洗礼之后，走向一种全新的伦理关系。而在这个“走”的过程中，则不可以沾染天地的“尘土”。伞和地毯的象征意义也许亦在于此吧。
在新人走到院落大门口的时候，等候他们的是整场婚礼当中最具仪式感的环节——拜堂。由于农村居室和院落并没有足够大的空间来用作婚礼现场。如前面说过的，农村婚礼并不像城市，需经过细致的人数计算之后根据具体的人数来预定场地和餐桌，而农村婚礼“开贺”（公开接受彩礼）是完全开放的，婚礼现场也是完全开放的，亲人、近邻、村民，甚至路人都会驻足围观，因而拜堂这一环节常被安排在院落门前的空地上进行。
门前早已摆好了一张八仙桌，桌子上的前面两个角端放着两盏烛台。红烛的火焰在冬天里微弱地摇曳着，蜡滴沿着蜡烛往下流淌，不一会儿就铺满了整个烛台。桌子中央放着一个箩筐，里面放上几斗小麦，在麦堆里插着一杆秤，然后用一件黑色的头巾盖上箩筐，头巾上放着一面圆形的镜子，镜面朝南，父母则坐在桌子两侧的椅子上。在我看来，这个设置是整场婚礼当中最具“宗教色彩”的。
村民称此桌为“天台”，新人的跪拜即是在“天台”前进行的。可见，它被赋予着天、地、祖先等多个意象。其实，天台就是简化后了的“神龛”。明镜指苍天与神祇，粮食则指土地与作物，杆秤则寓意精打细算和“心里有一杆秤”，这是乡民生活最朴素的期许——苍天有眼、土地丰收、过好日子与公道人心。在传统婚俗中，天、地、祖先都有各自明确的所指，随着政治运动对传统习俗的抵制、日常生活世界的日渐祛魅，很多“糟粕”都被摒弃掉了，但形式上的物理设置仍然存在，仍然接受着俗民仪式上的礼拜。
这个过程持续不到十分钟。在拜完天地、高堂和夫妻交拜之后，众人便簇拥着新人进入堂屋的洞房。闹洞房开始了。来闹洞房的人都是村里没结婚的小伙子，他们“调戏”着、“捉弄”着新人。当然在闹洞房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事故和尴尬，比如咸猪手和新娘的发火。不过这种时候，新娘能迅速树立在村子里的威严，给大家留下泼辣的印象，以后便不会有谁家的小伙子敢来“调戏”嫂子了。
闹洞房的时候，也是婆婆、小姑子和新娘建立良好关系的开始。面对年轻人的调戏，如果婆婆和小姑子能“挺身而出”，果断“喝斥”那些调皮的年轻人，来“保护”媳妇和嫂子的话，就能建立一种良好的婆媳和姑嫂关系。反过来，如果婆婆和小姑子没能“挺身而出”，便会给新娘落得软弱无能的口实，这将是未来主干家庭生活中，常被媳妇拿来说道的话题。
热闹散去，整场婚礼基本上也就结束了。来宾陆续告辞，近邻和村民也相继回家，餐桌、帐篷、戏台也一点点被拆除。至亲和“组委会”的叔伯们，会留下来一起收拾、核算账目。而新人便要开始过日子，开始耳鬓厮磨、相扶相守、共度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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