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家乡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县。祖父时代，由于家里孩子多，置办了25亩田，解放后我家被扣上“地主”的帽子。受到“阶级成分”的影响，父亲便中途辍学，终生务农。我是在地地道道的乡土社会中长大的，应该说对家乡的风土人情比较熟悉，至今头脑中仍然映射出一幅清晰的田园风光图。自读大学以后，在家呆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我对自己所长期浸淫的乡村社会渐渐陌生起来，儿时的记忆已被驱散。用“熟悉中的陌生”来形容我的感受，实为妥贴。下面就讲一讲乡村的灌溉故事，引为小例。
二、
从事农业生产，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农业灌溉。正如人的基本需求一样，渴了便要饮水。睢县位于黄淮流域，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在700㎜左右，一般集中在夏季；春旱多风沙，农作物一年两熟，秋季播种冬小麦，夏季种植玉米、花生、棉花、大豆等作物。
“春雨贵如油”，受气候的影响，春季是要给小麦浇一次水的。殊不知今年反常，冬季雨水充足，开了春，小麦并不缺水。尽管如此，有些人家在大年初三就给小麦浇起了水，同时伴随着施肥。按照一般的常识，这样做是不符合小麦的生长规律的。刚刚打了春，但气温仍然偏低，最低温在-2℃—-3℃之间，浇过水就上冻，对小麦的生长不利。再者，当下雨水充足，不需要浇水，水分过量也不行。这样的知识是我从农民那里学来的，问题就在于，既然懂得如何种田，为什么还要违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呢？
其实，不难得出答案。睢县是劳务输出大县，自打工经济以来，人口流动频繁。村民们提前浇田的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急于忙完田里的农活，趁早到外地打工，这样就不用操着种田的心了。我们村里搞建筑的特别多，少数精英还当上了包工头，开起了私家车。即使对一般的从事建筑行业的人来说，大工一天能挣200—300元，多者达300—400元。所以，他们在家耽误不得，虽然懂得种田知识，按照理性的计算，他们也不会按部就班种田的，因为种田不如打工挣钱。
然而，另一个问题则是，既然如此，为何不把田承包出去，自己在外专心打工呢？根据访谈，可以做出解释。少数人确实能够这样做，比如包工头这样的经济能人。但对于一般人来说，自己的家人及社会关系网络在农村，每逢春节等重要节日，与家人团聚，能够获得一份心理上的归属感与情感支撑。另一方面，随着机械的大规模使用，种田越来越省事，収种时间大大缩短，这样可以留足时间到外地打工；加之国家的种粮补贴，种田虽不如打工划算，但仍可以有一万元左右的收入，对农民而言，这已是不小的数字了，应付日常生活开支及人情往来还是足够的，所以，村民们舍不得把田承包给别人。还有一点值得考虑的是，城市化的成本比较高，即使在城里买了房子，把土地承包出去，但是没有正式而稳定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如留一份土地做保障。在我们村里，有几户人家在县城买了房子，有的是在职教师，有的是退休教师，但仍然没有把土地流转出去。
提前浇田的，还有一种类型，那就是家里缺少劳动力，趁有劳动能力的人在家，把农活干了，我家正属于这种类型。父母年纪大且身体不好，丧失劳动能力。我在家里，顺着把田浇了，虽知对小麦生长不利，已是无可奈何的了。念及此事，让我想起了往昔的农田灌溉情况。
三、
将时间和空间向前推移，回溯到我5、6岁时的光景。记忆中的农田灌溉使用的是一种叫做“垅沟”的东西。“垅沟”其实就是一条沟渠，用泥巴建成，上面的部分比田地高，叫做“垅台”。“垅沟”位于两家地块之间，在浇水时，用水泵往沟里抽水，水顺着“垅沟”流淌，到了田间，扒开一个口子，就可以灌溉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家南边一座特殊的“桥”。事实上，那并不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桥，而是“垅沟”经过马路，为了即不妨碍灌溉，又不妨碍行走而修建的。据说，这是集体时期兴建的公共水利设施，不知在何年月，这座“小桥”已被拆除了，现在也几乎很少有人提起。
“垅沟”浇田很不方便，而且占用可耕地。所以，当其损坏之后，村委不再维修。甚至有些村民主动破坏水利设施，把沟平掉，以种上庄稼。此时，灌溉设施由原来的“垅沟”改变成了水管。
四、
水管很方便，浇水时展开到田间，完了卷起来拿回家，而且可以伸向田间的每个角落，灵活性强。但是，水泵和水管在当时还是比较昂贵的，况且也不是日常用品，每个单独的家庭负担不起，所以，一般是几个家庭共同出资，兄弟之间合资的占多数。原因在于，一是兄弟之间有血缘关系，比较亲近，在面对繁中复杂的农活时，互帮互助，共同分担；二是，兄弟之间在一个生产小组，在承包责任田时，地块相临，灌溉起来方便。
当时外出打工还不那么流行，乡村社会分化不大，村民主要以种田为生。因此，一点也不敢疏忽。面对着相同的农业活动，在适当的时节从事适当的农活，乡邻们帮助起来也方便。村民合作自是有其好处，对农民而言，灌溉是一项负担较重且繁琐的农业活动。几家联合起来，劳动力充足，所以，小孩是派不上用场的。年纪稍大的在井口守着开关，不费什么力气，成年劳动力在田间灌溉就行了。浇完一家的田，再改换另一家的，直至完工。所以，当时的农业灌溉设施（水泵、水管等）在小范围内是共有的，灌溉是村民日常生活发生关联的（正关联）的事项之一。
但是，即使是小范围的合作也会出现各种摩擦和冲突。农村人看重小利益，计较甚多。先为谁家浇田、出的劳动力多少、交不交维修费都会成为争吵的对象。而另外两种原因直接导致了上述合作方式走向解体。一是水利设施外借问题，如果兄弟之间有一家与借器材的另一家有矛盾，其他兄弟把灌溉设施借给了另一家，那么，与另一家有矛盾人就会对其兄弟不满，认为和他过不去，要求独立；二是，兄弟之间为其他事情闹矛盾，搞对立，合作当然无法进行了。
五、
在90年代，我家独自买了一台潜水泵。当时的价格是一千元多一些，家里卖了麦子，我和父亲从离家10多公里的县城用“架子车”拉回来的，印象尤为深刻。其时，分泵、分水管已成为普遍的趋势，小范围的正式合作模式一去不复返。但也不是像人们想象的是一盘散沙的局面。农忙时节，亲朋好友之间的互相帮助是常见的，人情味还较为浓厚。值得一提的是，在此种情境下，我不太同意使用“换工”一词。“换”指的是交换，交换强调对等性，即使排除交换时间上的考量，“交换”一词仍具有太强烈的理性计算色彩。我更倾向于认为，此时的互相帮助，更多的是村民们的日常人情来往，它不太计较得失。只不过在乡土社会，强调的是礼尚往来，有来有往。别人帮了你一个忙，你该不会在他有事时袖手旁观吧？村民常言“人情债最难还”。“还债”的意义是否要远远大于“交换”的意义？理性的交换当然是有的，不过那是后话。
随着改革开放的程度日益加深，农村的社会分化越来越大。人们不再拥有完全相同的职业生涯和经济收入来源。纯农户所占的比例大大减少，更多的情况是半工半农。当村民的收入从主要依靠务农转向务工的时候，农民理性的计算色彩渐趋增强。工具理性的盛行，加上不愿欠别人的“人情债”，农业生产合作几乎无从谈起。在熟人社会，很重要的一点是人情往来。日常互动逐步减少了，社会关联也日益式微。在我们村，出现了一种新型“职业”，专门给别人喷洒农药，一桶收费4—8元，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而在“理性化”时代，村民顺理成章地接受了。
六、
虽不曾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然而，家乡确实出现了一种新的迹象。熟悉的只是记忆中的图景，陌生感仍在延续。如果用两条线加以总结，一条线可以称之为“理性化”，以及伴随之的人情淡化。这里的“理性化”特指村民的经济理性，即使用货币符号来衡量行为得失以及评价他人。这一点正指涉了农村被更为深入地纳入了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听凭价格导引。在这个意义上，具备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色彩。斤斤计较的计算和乡土人情是相左的，如果一切以经济为考量，人情味则无从调适。另一条线可以称之为农业生产的“个体化”。从集体时期的公共“垅沟”，到几家合资的灌溉设施，直至私家的水泵、水管，其背后是一个从公的合作到私的单干的过程。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国家所提倡的农业现代化是否与此线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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