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过年，家里最大的新闻就是大舅家的四姐弟今年一起赚了几十万元，每家都开上了汽车，四弟准备年后在市区买一套房子，真正过上城市的生活。在外人看来这可能不算什么，但就在五年前他们一家还都生活在农村，是普普通通的以种地为生的农民，而给他们生活带来变化的就是一个身份——“包工头”。我要讲讲大舅家的四姐弟从普通农民到尝试承包工程再到现在的“准市民生活”的故事。
我的家乡在内蒙古通辽市，大舅家在近郊的西包村，距市中心约15公里。大舅是家中长子，按照农村的传统是一定要有儿子的。大舅家本来第一胎是儿子，但是在没满月的时候孩子夭折了，1983年生了大姐，1986年又生下了二姐，这时候二舅家已经生下了大表哥，虽然姥爷是村小学的校长，但仍有重男轻女倾向，对二舅家的大表哥疼爱有加。大舅觉得很没有面子，一定要生儿子。1988年罚款生了第三胎，仍然是女孩。村里妇女主任是我的三姨姥（我姥姥的亲妹妹），那时计划生育工作管理的很严格，三姨姥害怕出事，即使是亲戚也绝对不敢放行。为了生三姐要罚很多钱，家里没有钱可以罚，就搬走值钱的东西，家具桌椅都搬光了就准备封房子，当时三表姐正在屋子里睡觉，是姥姥爬窗户进去才把三姐抱出来的。两年之后，大舅妈又怀上了第四个孩子，当得知有这个孩子之后她就去了市里，在亲戚家到处借宿了有半年多，直到生下了小弟才回家，依然罚了很多钱。为了要这个儿子，大舅和大舅妈受了很多苦，家里负债累累。因为住在近郊，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很好，80年代末期，一般家庭都只要两个孩子，我们是少数民族地区，允许生二胎，但在西包村也有的家庭只要一个孩子。像大舅家这样有四个孩子的家庭在近郊的农村比较少。大舅给四弟起乳名叫“金子”，那时人们的眼里最珍贵的东西应该就是黄金了，这个名字足以见得家里对他的宠爱。随着姥姥家几个兄弟姐妹都搬到了城市生活，只有大舅一家还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而且要养活四个孩子，那时候大舅家的经济条件在几个兄妹中是最差的。
三个姐姐不到二十岁都结了婚，大姐嫁给了本村的村民，05年离了婚，08年认识了现在的大姐夫。二姐和三姐都嫁给了邻村务农的农民。本来三姐妹家都是务农的，直到大姐夫的到来，改变了大舅家的生活轨迹。
大姐夫是湖北孝感人，在西北当兵退伍后在全国各地做各种生意，一直在外打拼，但生意并不总顺利，认识大姐的时候他们都还一无所有。大姐夫发现在工地承包工程赚钱，便托人寻找这样的机会，最开始是通过二姨夫的介绍认识了通辽的一个开发商。大姐夫开始了给楼房涂抹白灰的生意，他从老家孝感招来农民工，因为他们做室内装潢很多年，相较于我们当地人更有经验。大姐和大姐夫的起始资金都是从亲戚们一万、两万元这样的借来的钱，无论是给工地的开支还是农民的工资，每次需要钱时就要到处借，有时甚至不惜高利息借贷。随着工程量一点点增多，经验也多了。
第二年，二姐、三姐和四弟也加入了大姐的工地，四姐弟一起合伙包工程。在此之前大姐夫还有一个合伙人，也可以说是他的引路人，是一个同乡，但涉及到生意决策和经济账目时两个人难免会发生摩擦和误解，于是就分开了。四姐弟在一起也会多一些信任和体谅，他们从开发商手中承接涂抹白灰的工作与签合同定价格，再由他们招来农民工，农民工的工资和生活全由他们负责，在我们当地这样的人就称为“包工头”。包工头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不太雅观的称谓，常常与拖欠农民工工资、剥削农民血汗钱联系在一起，但他们又是建筑工程链条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连接着开发商与农民工。四姐弟通过各种关系认识了长春的开发商，他们到了长春后，工程量更大了。大姐夫雇用的多是自己的本乡甚至本村的村民，因此也不能拖欠工人的工资，因为这些工人都是常年跟着自己的，他们对这份工作很了解，如果没有这些工人他的工地也很难维系下去。而对于四姐弟来说每年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从开发商讨要工程款。每年除夕四姐弟都是天黑了以后才能到家，甚至到了初一才能赶回家，因为年底要与开发商结账。今年除夕也不例外，大姐夫守在长春等着开放商要钱，当时已经到了下午，家家响起了鞭炮，吃上了团年饭，别的包工头觉得没希望要到钱都离开了，他打发二姐夫和大姐、二姐先开车回家，快到傍晚时，大姐夫打电话来说要到钱了。独自驱车从回家，吃上了新年的饺子。
工程并不总是顺利的，去年的时候一笔钱迟迟不能到账，工地工作又不能停，每天都需要很大一笔花费，四姐弟到处筹钱。二姐夫半年前的一笔钱迟迟还不上，不断有人来催债，两夫妻因为这件事情没少吵架，甚至接近离婚的边缘，大姐四处想办法才缓解了二姐家的矛盾。开发商除了工程款，也会给包工头一些抵账车。11年时开发商给了一辆别克车，去年是大姐在开，由于夏天又给了一辆奥迪，于是那辆就给了二姐家，今年已经答应再给一辆车，家里决定给四弟，三姐家的汽车是自己买的。在我们家乡有四个子女的家庭已属少见，又能如此团结地一起致富的更是少之又少，大舅在讲四个儿女在这一年间都有了小汽车时也会流露出骄傲的神情。四个姐弟赚了钱后常补贴娘家，大舅家也从西包村的中下游经济水平跃居上游，去年翻修了老屋，屋内装修的很精致。
东北妇女在家地位高，几个姐姐在结婚后依然可以与娘家保持亲密的关系。三个姐姐从小就宠着四弟，四弟今年23岁，他的婚事自然是家里最大的事情了。四弟常年跟着姐姐、姐夫们在外工作，早已习惯城市里的生活。大舅家经济条件好了，自然对儿媳妇的要求也提高了，为了有一个满意的儿媳妇，两位老人真可谓煞费苦心，几个姐姐更是努力参谋划策。村里很多人相帮四弟介绍女朋友，大舅妈始终不同意，她希望将来的儿媳妇是市里的姑娘，这样能让儿子将来在城市更好的立足，最重要的是她觉得现在家里也可以达到市里娶媳妇的标准了。这两年四弟自己也没少认识女孩，家里始终不满意。去年秋天大舅托朋友给介绍了一个医院的护士，两个人现在相处快半年了，这个春节家里讨论的就是筹办四弟的婚事。为了“讨好”这个满意的儿媳妇，大舅和大舅妈不惜老本，仅春节就给了五千元的压岁钱和一件“貂皮”外套，三个姐姐都给买了不少礼品。大舅妈承诺将来的婚房买在他们医院附近，那里正是市中心，房价很高，买了房又等于吸干了家里老本，甚至还可以欠债，但三个姐姐都表示会全力支持。
短短几年的时间，大舅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从普通的种田的农民到尝试承包工程，做上了“包工头”，尤其是这一年，他们准备在市区买房，过上“市民”的生活。通过包工头这条路，他们从农民变成了市民，这样的心路历程是有趣的。
包工头多来自农村，多是村庄精英，有一定经济头脑，敢于承担风险。包工头要承包到工程就要与开发商打交道，有时还要通过招标的方式承揽生意，与开发商核算成本、讨要薪酬，他们就懂得市场上的规则制度，学会一套“官方的话语体系”和“市场经济的准则”。几个姐姐都是初中学历，本来是一个农村的家庭妇女，但在通过这几年的锻炼，办事精明了许多。每年初一在姥姥家的聚会，大家都要说一些祝福语，大姐现在可以讲出很长一串祝酒辞来。几个姐姐穿着标准也提高了，买衣服开始逛大商场、买名牌。几个姐夫也更懂得人情世故了，通过接触上面的老板而联络生意，每年都会给一些领导送礼品、请客吃饭。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已经与普通的农民有了很大的不同。
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与农民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工程要有一个自己的农民工团队，这个团队经常是自己的同乡，或是通过同乡的介绍结识的，这些人为他们工作，他日常的工作生活都与这些人分不开，对于这些工程环节最底层的包工头来说，与工人形成稳固的关系似乎更加重要。以我大姐夫为例，他招来的工人多来自湖北、河南，这些工人在东北做涂抹白灰工作就比当地人更有优势，他们更加勤劳，在一个地方工作能更加长久。但东北的农民因为土地相对较多，生活压力相对较小，打工意识较淡，而且很少能在一个地方工作一年以上，多是从事短工，到了农忙就回家，这样不利于工地效益。正因为有了这些工人的帮助，我大姐夫才能在几年间把自己的工程做大做好。
农民工内心真正的归属始终是遥远的村庄，他们出来打工的目的是为了回到家乡过上更好的生活，城市不过是中转站。而对于包工头来说，他们游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便捷，渐渐融入到城市之中，随着自身经济条件的改善，他们更多会选择在城市扎根，从内心里也更愿意留在城市。四弟就是这样，西包村，对他来说更似一个回不去的故乡，那里已经没有了他习惯的生活，每年除夕回到家，初一就会赶回市里。他已经不再适应那个没有网络、交通不便、每当暮色降临近就一片沉寂的小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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