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敏：走出村庄

我的家乡是湖南怀化南边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聚居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苗族和侗族，自己就是个被汉化了的侗族姑娘。所以，在没有走出家乡前，自己的这个少数民族身份就像是太阳照射下呈现的自己的影子一样自然、平常，总觉得自己跟汉族人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少数民族身份第一次引起自己注意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宿舍同学在偶然的聊天中，得知跟她们生活了一两年的我，竟然是个侗族的少数民族姑娘，甚是惊奇和好奇：你是少数民族？侗族？哪个dong？你会讲侗语吗？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你也会吗？你有什么民族特色服装？……由于不断地走出和远离家乡，类似的情况反复出现。身边汉族朋友对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一次次的好奇，也就渐渐引起了自己对自己的这个少数民族身份和自己家乡的关注。

我的家乡位于雪峰山脉，东与贵州接壤，南靠近广西，属于西南山区边缘地带，可耕地面积少，没出去打工的家乡农民收入主要有两部分：水稻和山林果木。我所在的村子里县城比较近，农民的一部分粮食和果木会拿到县城或者是赶集的市场上去出售。十年前的农村生活，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自己丰富多彩的童年生活，而关于成年人的乡村世界，比如耕种、人情、婚丧嫁娶、宗教等等，自己都知之甚少。如今的我，已经是离开农村将近13年的人了，老家农村、农民、农业的变化我都不曾了解，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只是每次放假回到县城的家后，间接地从母亲或者堂弟的口中听到关于老家的一些变化：你们老家在哪哪建起来了一个水泥厂；你叔叔他们准备把老家的老祖房修缮一下……每当母亲讲起这些来的时候，自己总想回老家看看，毕竟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自己童年记忆的唯一载体。

自己初中从农村来到县城，高中从县城来到市区，大学由湖南来到湖北，毕业选择了远离家乡的长沙工作。一路的出走，让自己离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是越来越远。在县城读书的时候，一般只是在学校放寒暑假，我才回到老家去看望太太和爷爷；大家庭的聚会只是在春节前后。再往后，住在老家的爷爷也搬到县城来后，我就再没有“借口”回到乡下去看看。所以，家乡农村，自己就真的成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而这个结果又是由于整个大家庭在八九十年代的时代发展裹挟下与家庭变故推动下逐渐造成的。这里，我就简单的记述我们这个大家庭是如何一步步走出个村庄，脱离农村的。

我家是一个大家庭。在我的记忆中，家族中辈分最大的是我的太太（太公）。太公有两儿两女，我爷爷是太公的大儿子，二儿子结婚后分家出去，在老祖房的附近建起了自己的房屋，两个女儿都嫁到离老家比较远的其他农村。至于爷爷两兄弟当时是如何分家的，由于自己一直没有跟家里人聊这事，自己也就不清楚。

爷爷结婚后，生有五个儿子，考虑到以后自己有五个儿子要成家，而当时住的老房子已经有一定时间了，根据我们家的族谱，至少有上百年的历史了，面积又小，如果五个儿子都走不出农村，这座老房子肯定是装不下这五个儿子的。于是中年的爷爷，带着自己的儿子们开山建屋。自己出生后就住在了爷爷他们建好的新房子里。在自己的印象中，当时我家这座房子在我们村里乃至整个乡镇都是最气派的。一排红砖瓦砌成的两层楼的房子，其中，正中间是大堂屋，堂屋两旁各三间宽约6米、长约10米的房子。每个房子中间又隔了一墙，变成了两室。我不知道，在七八十年代，爷爷他们是凭借什么建起这么大座房子的……听爷爷讲起来就很简单：白天上完课（我爷爷当时是我们那个村的小学老师），干完农活，剩下的时间就都用来建这栋房子，还经常加夜班。现在的我知道，那时候建一座新房子是有很多讲究的，这里面肯定也有很多的故事，只是自己一直没有抓住机会去找爷爷了解清楚……我的爷爷是一个朴实、勤劳的乡村教师兼农民，他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把五个儿子都养活了，还让三个小儿子通过读书，走出了村庄。

最开始走出村庄的，是我的大伯，生有两儿一女，职业司机，主要从事长途运输。他和我父亲虽然都没有读什么书，但是两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掌握了一门技术——开车。80年代，改革刚刚起步，农村中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农民可以比较自由的从事农业之外的行业：比如商业、运输业、养殖业等等。大伯就是靠跑运输赚了不少钱。一开始，他的主要业务是把家乡附近的林木运输出去。这应该涉及到集体林木的改革。赚钱后，大伯首先是给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进入到跑长途运输的阶段。通过自己的努力，他帮着爷爷建起了老家的大房子，自己后来又在县城买了房子。小时的记忆中，大伯很少在家，可是他每次从外面跑完运输回来我们都特别开心，因为每次回来大伯都会给我们带些外地好吃的、好玩的东西。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伯在县城与其他女子有婚外情，最后导致和睦的家庭破裂，从常德桃源远嫁过来的大娘带着女儿离开靖州，回到了娘家。随着年龄的增长，从大人们的口中，我大概了解到一些情况：离婚后的大伯，前后也找了好几个女朋友，最后一直到他与一个温州来的外地女人再结婚，又生下一个小儿子。后来跑运输的利润空间逐渐减小，大伯利用自己的积蓄又在县城买了一小片土地，和别人合作建了一栋三层的楼房，一楼做门面出租或者自己经营小卖铺，二楼三楼用来住宿。一家人就在城里生活下来了。只是，2007年，大伯在跑运输的过程，出车祸去世了。外地媳妇带着小儿子回温州了，现在这个家里就只剩下我堂弟一个人，目前家里人帮他在当地派出所安排了一份工作。大伯家就以这样一种比较悲惨的结果走出了村庄。

我父亲，他是五个兄弟里面唯一没有走出村庄的一个。他跟大伯一样，也会开车。一开始是跟着大伯跑运输，两兄弟合作。结婚后，在我外公的帮助下，在县城的汽车站当客车司机，家境渐好。在我三岁的时候，父母离婚。离异后，母亲在县城里再婚，并做点小生意，一直都在县城生活。父亲在隔壁队上找了一个女子结婚。此后，记忆中的父亲迷上了赌博，白天的上班不再是开车，而是打牌，所以家里情况越来越糟糕。再婚的女子后来对父亲也越来越不满意，在我小学四年级，也就是1997年，悄悄的跑到外地去了。过了两年，父亲后来经别人介绍又认识一位丧夫的女子，不久两人结婚。在这个新家庭的刺激下，父亲又开始出去努力挣钱，帮别人打零工或者跟大伯跑长途运输。只是，在2001年的冬天，父亲在一次送完广西货物回来的路途中，出车祸去世了。我和弟弟就回到母亲的身边，开始在县城里的生活和读书。乡下从此就渐渐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淡出。

剩下的三个小儿子，他们都是通过读书走出农村的。当时读书最厉害的三叔，他很顺利的读完高中，并考上专科，毕业后分配到镇上的初中教书。2001年，从乡镇调到县中学教书。四叔和五叔，读书不是很顺利，听爷爷说：他们两都是被爷爷拿棍棒逼着读书的。最后都完成了专科学业，毕业后就分配到县城的相关部门工作。他们在县城里都凭着自己这份较稳定的工作和自身的努力，现在都在县城里自己买了房子，安安稳稳的生活下来。而他们的子女生下来就是城里人，因父辈的努力而成为没有乡愁的城里人。

最后是爷爷。原本他依靠两个大儿子养老的，可是最后都是白发人先送走了黑发人。太太，也就是爷爷的父亲去世后，爷爷从生活便利、亲近子女、退休金等方面考虑，于2008年从乡下搬到县城里来了。他用自己的一部分退休金给自己租了一套靠近江边的两室一厨一卫的房子自己居住，因大伯的大儿子暂时也是一个人，也就和爷爷住在一起。2010年，三叔自己在县城建了一栋房子，让爷爷过去和他一起住。爷爷过去看了三叔给他留的房子，他老人家不喜欢那房子的布局和风格，所以还是愿意自己掏钱租住现在的房子。他老人家，在乡下教书，一开始只是个民办教师，后来转为公办教师，因为教龄是按照公办教师来算的，爷爷的教龄只有25年左右，没有达到拿满额退休金的资格，但他老人家还是很乐观的，他特意给我算了一笔帐：一个月能拿将近2000元退休金。这里的房租一年也就不到4000元，平时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弄，小菜自己种（所租房屋后面有一小片菜地），鱼肉吃得少，大米有时会有乡下亲戚会送来。每个月的伙食大概500元，水电50元左右，房租一个月约350元，一个人在城里生活的大概也就1000元。所以每个月爷爷还能结余1000元左右。他个人平时的娱乐休闲基本不用花钱：如自己玩弄根雕；弹弹电子琴；每天早晚围绕县城走一圈；自己种种菜；偶尔看看历史书便于他收集一些古董等等。我们每次回家乡去看他老人家的时候，他都很乐意把他新近收到的他认为的价值不菲甚至是价值连城的古董拿出来给我们欣赏一番，自己也特别有成就感。我爷爷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是一个分层次的适应过程。

首先是个体的转移。从爷爷进城的原因来看，主要是顺应整个大家庭的变故和发展。爷爷原本打算就在农村守着自己建起来的大房子、依靠两个大儿子来养老的，只是两个儿子都出车祸，早早离开人世。而剩下了的三个儿子都在县城里安了家，而且生活还不错。按照爷爷的说法是：“如果我一个人一直孤苦伶仃的在乡里住着，村里人就可能说闲话，误解说这些儿子不孝顺，这样不好。还有我到城里来了后，想看看儿孙们也就很方便。”他老人家常对我们孙辈们说：“乡里人都好羡慕和佩服你爷爷的，乡里这么多人家，你爷爷一个人就培养出了三个大学生，现在两个在县城当官了，一个在县一中教书。你们（指我和堂妹）也挺争气的，考上了重点大学。其实就是一句话：咱家出的人才最多。这个事情，在乡下就让你爷爷脸上多有光！”从这里我们看得出，我爷爷是否进城，首先考虑的是对子女的影响，正面负面的他都有所考虑。从个人的主观意愿上来看，他是不愿离开村庄的。而他的四个儿子（我父亲没有走出村庄）走出农村，一是靠专门的技术、二是依靠这样一条路径：努力读书——考上大学——分配城里工作来实现的。通过读书这条途径，通过两三代人的努力，我们这个大家庭总算是走出了农村，慢慢的在城里安定下来，最后接受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和水平，转变为真正的城里人。

另外，爷爷进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条件：他个人每个月有足够的退休金，在不加重子女负担的情况下能够依靠这笔钱比较体面地在城里生活下去。出于上面的考虑，作为个体的爷爷就进城了，从农村搬到城里来住。按照一般的现象分析，大致认为在乡下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如果突然转移到城市里来生活，老人是很不适应的。这里的不适应其实更重要的是指生活方式和心里的不适应。我爷爷是如何克服这两种状况的？

其次，生活方式的转换。爷爷刚住进城里来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的不适应。最大的不适应有两个：失群和失业。一方面刚进城，一个人住，身边没有熟悉的邻里可以来聊天，暂时失去了曾经熟人群体；另一方面，进城后可劳动的地方太少，能够劳动的地方就是所租房屋后面的一片小菜地，太闲。所以，开始在城里居住的一两年内，爷爷每隔个把月就一定会回乡下住几天，整理一下自己大房子和老祖屋；修剪一下自家果园里的果树；跟乡里亲人聊聊天，联络联络等等，以此来减轻这种失群感和失业感。这成为他在心理上过渡到城里人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在慢慢的自主的构建自己在城里人际关系：比如通过加入所租房屋附近的基督教，结识一些那里的老人朋友。这里要说明的是：爷爷只是形式上的加入，他个人并没有接受那一套基督教义。还有就是结识一些与自己爱好相投的朋友，如喜欢根雕的（为此他还在自家门上挂了一个根雕工艺品零售商的招牌）、喜欢收藏古物的、经常一起散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年龄的增长使得老人家干重活的劳动能力逐渐丧失，回老家找点事情做已不大可能；另一方面，他个人也慢慢的找到了适应城里的生活方式，短暂的回乡也就不需要了。就这一，他个人也就从身体到心理层面上慢慢的适应了城市里的生活，现在也就能够在县城里比较开心、比较宽心的生活下去。

以上就是我们大家庭三代人走出村庄的大致过程。在这个过程，有的是因抓住了时代机遇——80年代农村改革，借着改革之春风，大伯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开车跑运输——艰难的走出了村庄；有的凭借最古老的方式——读书，跳出农门，三个叔叔还有我自己都属于这一类；而我爷爷则是在大家庭的发展趋势，等到自己退休后最后走出村庄，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适应过程后，才慢慢适应了城里人的生活；最后，就是这些21世纪初的第三代弟妹们，他们出生在县城里，成长在县城里，他们的目标就不再是走出村庄了，而是走出我们那个小县城，甚至是走出国门……

                                                孙敏

                                               2013.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