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鹏云：回望故乡十年

     我的家乡位于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地属鲁西北，是一马平川的平原。1999年我考上大学，走出了乡村，但大学四年的寒暑假依然在家中度过，且刚刚走出家门，对外面的世界并不能完全适应，每次回家都依然迫不及待、归心似箭，仿佛自己并不属于外面的世界，故乡才是真正的归属。直到2003年大学毕业，去北京读研究生，心绪开始逐步发生变化，每年的寒暑假也不再回家，只有过年短短的几天待在家里度过，和家乡逐步失去了共同语言，虽然牵挂却难以沟通，虽然想念却难以苟同。从2003年到2013年，正好十年，这十年间我从北京求学，又参加工作，再到南京和武汉学习，在几个城市之间奔波往来，每次回故乡都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匆匆回又匆匆归，却从来没有仔细打量和审视过。而今正好十年，真正仔细和观察故乡，却发现十年恍如一瞬，故乡也不再是原有摸样，回望故乡十年，有几点格外引人思索。

离土不归的年轻人一代

我上大学离开家乡的时候，没有通过考学这个渠道离开农门的同龄人大都默然地完成了身份的转换，成为了家庭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的一般轨迹是在十六岁左右的年纪外出务工，每年将或多或少的积蓄带回家中交由父母，用于完成家庭再生产的基础性条件：建新房。经过外面五到六年的务工时光，加上家中父母劳作的积蓄，建起大约6万元左右的新房，之后再经过聘礼和婚嫁仪式的花费，终于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完成生命历程中的重要环节。再之后夫妻二人还会在一起或分工，再经历几年的外出务工生涯，为新家庭的起步积攒起一些财力和资本。由于鲁西北平原上的人更依恋故土，他们在劳作几年之后，就往往回到老家，尽管他们对农田耕作也略懂，但却并不怎么将精力放在上面，而是在家周围做点运输、贩运、加工等小生意，农田耕作的事情大部分交由50多岁以上的老人来负责，这是和我同龄人十年来的基本生活轨迹。由于鲁西北平原特有的乡村社会结构和文化氛围，尽管期间他们也曾穿梭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但他们更多的精力和心思还是落在了老家，对家乡怀有感情和依恋，同时安生立命的根本依然在家乡，应该说他们是没有真正离土的一代。

十年之后的年轻一代，却已不再相同。十年之前，当我同龄人的人生转折正在发生的时候，他们才刚刚上小学，十年一瞬，十年之后他们的人生选择却完全不同于以往了。随着大学的扩招，现在的年轻一代，很多都可以通过考学改变自己的人生，但也区分出不同的层级，上本科的学生往往倾向于改变自己的身份，在毕业之后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他们走出了本县、本地区，甚至本省，注定难以再返回到乡村；考取专科或职高的学子却各有差异，他们有的凭借专业技能也能留在城市，但却难以像具有本科或研究生学历的学子那样洒脱，因为没有任何资本，学历构成了他们在城市中进行经济和社会分层的唯一筹码。这些学子的家庭和父母也焦虑不堪，认为他们“不上不下”，由此家庭和父母也必然为他们进行未雨绸缪，依然按照乡村的规则建起新房子，甚至动员家乡的媒婆寻找同样的条件的男女来促成他们的结合，他们也有按照这样的法则组建了家庭，或没有按照这样的法则而是依然飘荡在城市中，但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不再回农村，他们已经完全不懂得如何耕作农田，也对耕作农田不再有兴趣，他们中较为稳定的则是在地区或县城中的产业化链条上工作，大多依靠家庭的支援在县城买房成家，不太稳定的则游走在各城市之间，怀揣着定居城市的梦想继续着打工生涯，乡村和他们只停留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关系，除此以外不再有过分的依恋和感情，他们已经成了彻底的离土一代。

经济发展下的村庄分化

   90年代中后期的鲁西北乡村经济发展有些滞后，尽管农业税费负担异常严重，但在我所在的村庄却并没有看到大面积的抛荒现象，人们依然固守土地，按照传统的方式劳作休闲，整个村庄呈现出同质的一体化。从村庄的经济状况看，每个家庭的收入差异局限于劳动力及土地数量的多少，取决于人们是否勤劳和能干，即使有的家庭能从为数不多的务工或生意中获得一些额外收入，也并没有造成较大的差距，可以说，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仅能在糊口的基础上略有积蓄，家庭之间也没有根本性的经济差异；从村庄的政治上看，村民之间也并没有因为利益而出现特别显著的派系差异，所存在的矛盾是各家各户因为日益严重的税费负担所产生出来的对村委领导班子的严重不满，村支部书记一人独大，飞扬跋扈，但由于其家族势力较大，别人也难以奈何他，村民和村委形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对立，一直在税费时代持续发酵，甚至还酿成了几次的清算村庄旧账新债的群体性事件。而村庄的文化上，大家都忙于劳作，没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至多就是打打纸牌，或者相互串门唠嗑，再者看看电视剧，电视剧中的现代化事物对每个村庄里的人都形成了冲击，但却没有人将这些与自己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那些事物是农村难以企及的。

    殊不知，十年一瞬，一切都在发生着分化。首先十年前与我同龄没有能离开农门的一代人正在引领村庄的经济分层。与我同龄的这一批人，尤其是高中生，是在世纪交替之时，我所在村庄所产生的第一批真正的“文化人”，籍于外部世界飞速猛进的发展，他们乐于学习和接受新鲜事物，也拥有父辈所不具有的冒险精神，在乡镇政府的倡导和扶持下，我所在的村庄启动了所谓的“木业”计划，建起了很多“板厂”，与其说这是一个厂，更像是一个扩大的家庭式作坊，主要是将树木原料购买来之后进行最基本的初加工，再将这些加工的原材料运送给加工厂或一些其他需要的地方。家里稍有积蓄的在村年轻人都建设了场地进行生产，在2008年开始，在2009年前后着实火了一把。村庄上了年纪的难以出门务工的劳动力都在闲余时间内进入“板厂”打工，日薪50元左右，每个月可以打工半个月，算是一笔额外的收入了。“板厂”的出现带动了村庄的分化，攫得第一桶金的人开始成为经济上的上层，而其参与进来的人则开始逐步衍化为村庄的中层，而雇佣的务工人员依赖兼业和原有土地，依然占据了村庄的多数，成为经济收入上的中下层群体；而在村庄政治上，则向更加散落化和冷漠化发展，派性依然存在，但在后税费时代的当下已不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村民对选举越来越不感冒，老的党支部书记被选下去，而新的党支部书记也平庸无才干，村庄的政治踯躅徘徊，走走看看；而在文化上，村民越来越会享受生活，婚姻要价增高，空调、冰箱、热水器、电脑等城市家庭所拥有的任何家电，都已成为新婚家庭的必备，并且日益进入各个家庭，相互串门和唠嗑少了，村庄年轻人的赌博和麻将成风，村庄已在悄然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金钱陷阱撕裂下的伤痛

   当与我同龄的一代人在经济收入上开始有起色的时候，却不想“老板”之路并不平坦。2010年前后的金融危机导致各行业需求开始缩水，甚至波及到鲁西北我所在故乡的小村庄。价格走低，成本升高，订单减少，“板厂”的效益严重降低，加之小厂房开的太多，基本上都是重复雷同，恶性竞争加上金融危机影响，很多工厂开始垮台，破产后的厂房被遗落在穿村而过的马路两旁，冷冷清清。而少数坚挺而生存下来的，效益也大不如前，萧条至今，至多比出远门打工会在收益上稍好一些，风风火火的木业规划开始恢复常态，趋于冷清。当然，这些人依然是村庄的经济精英，保持着对外来事物的敏锐性和洞察力。但殊不知，2012年的一个金融陷阱却戕伤了这些正在进步的年轻一代，外来世界对乡村社会的谋算给整个村庄留下了难以消退的伤痛。

2012年，我家乡所在的乡镇来了一位南方的生意人，在乡镇原信用社的旁边增挂起一个牌照，称为私人信用社，刚开始的时候被看做一个怪怪的新鲜事物，鲜有人问津和了解。但据说他在2012年的下半年逐步开展策略，首先是将各村庄的经济和政治精英带出去考察，到一些大型煤矿或工厂参观，告诉他们这是他所拥有的企业，最大的问题是资金短缺，希望所在村庄的经济和政治精英能将家中余款存入他的私人信用社，同时兑付高出平常5—10倍的高额利息，而对村庄精英介绍来的其他农户存款，可以抽取相应的介绍费或佣金。南方的生意人用尽了各种欺诈手段，使这些并没有接触过大千世界欺诈谋略的精英们深信不疑，尤其是存入款项，在最初的几个月确实尝到了甜头，拿到了高额的收益，并且在开始几个月内可以随时将资金撤出。在高额利益的驱动下，有很多村庄的精英开始蠢蠢欲动，甚至疯狂地以各种理由向四邻八舍及亲朋好友借钱，再将钱款存入这个所谓的私人信用社，以获取高额利息。其他的有钱的精英也效仿而入，一时间整个乡镇陷入金钱流动的癫狂之中，农民对利益的贪欲和计算开始变的越来越失去理性，直到2012年11月，私人信用社的老板神秘消失，同时也将大约2—3亿的钱款卷携一空。诸多存入欠款的人投诉无门，再也无法追回钱款，只能又到处筹集钱款来填补债务，一些经济精英被抛入无尽的痛苦和家庭纠纷之中，甚至一些村庄出现了激愤自杀的现象。我所在的村庄亦有不少人卷入，尤其是有两个村委干部，一直在村庄内享有威信和较好的经济条件，但也借款最多、卷入最深，现在唯一在做的事情就是变卖实物，偿还一部分债务，而对大部分无法偿还的债务则做出承诺，希冀通过未来若干年的劳作再慢慢弥补，不论是生活还是在村庄内的脸面、威信都已无从寻找，至此跌入人生的低谷之中。

     离开村庄十年，虽然每年也都回去过年，但与村庄的隔膜日渐增多，与村庄的距离亦在日益疏远。故乡每年都在经历一些变化，在一些方面甚至变的异常陌生和难以接近。十年回望，村庄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村庄，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巨变的时代里，乡村在进步，但乡村也在经受进步所带来的剧烈创伤，这也许发展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村庄未来如何，又走向何处，也许只能在未来若干个十年的回望中去探查。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