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珍：原子化地区的面子及其支撑系统

我的家乡位于湖南西北角，属于比较典型的原子化地区。今年回家过年，感受比较强烈的一点就是家乡人的生活都是悬浮在半空中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家乡的人很好面子，但是好的都是虚面子，也就是所谓的生活潇洒、作风排场。只要一个人的行为处事符合这两个条件，那么不论得以支撑的资源其来源是否正当，或者对社会风气产生什么不良影响，都是有面子的，是值得人们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的。

有面子的表现一是仪式性的。在这方面，最能体现有面子的就是办酒。近几年来，我们这里办酒的成本已经越来越高。关于成本的计算，最常规的就是酒水，这方面已经没有多大的竞争意义了，因为每家办酒基本上都有4到6个火锅，10至12个盘碟，连甲鱼之类的高档菜肴早就成了必备品，估计短期内难以想出什么更新的花招用于博取面子。现在最能增加成本，并且凸显面子的就是香烟和拱门。在香烟方面，我们这里办酒的规矩是给每个随礼的人一个红袋子，里面有一盒香烟、一盒牛奶以及槟榔等物件，其中最贵的就是香烟。进入本世纪以来，我们这里香烟的档次连续不断攀升，最初是5元一盒的白沙，后来是9元一盒的精白沙，这种烟现在也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家在用，不过，在这两三年之间，一部分中等偏上的家庭已经普及了22元一盒的芙蓉王，然而，去年年底，有人家已经开始用32元一盒的钻石芙蓉王了，仅这一项就花掉了一万多元。这一下就极大地拉开了各个社会层级之间的距离。毫无疑问，这个率先吃螃蟹的人是获得了极大的面子的，也正因为如此，这家主人在和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才会说出“我屋里的存折压死你”的“豪言壮语”。

然而，香烟毕竟只会散发给那些来随礼的客人，不能更大范围地彰显主人家的面子。所以，这两年弄出了一个更加外显的面子竞争的方式，即办酒的时候搭拱门，就是像彩虹一样架在路两旁，用电充气的那种。年前回家那段时间，正逢办酒的高峰期，这种拱门也是无处不在。拱门其实在几年前就有，但以前都是一个，拱门上面有一个条幅，主要表明办酒的内容，如某某和某某喜结良缘之类的。这两年的主要变化就在于拱门越来越多，常常是镇上的搭满一条街，农村里面的也要绵延几里路，气势非常庞大。目前最多的是一家办36岁生日酒的，弄了36个拱门。这些拱门都是租的，一个一天100元租金加15元电费。按说并不是太贵，有钱人家完全可以搞个几十上百个。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每个拱门上面都有条幅，都要写明谁谁送的，比如“姨父姨妈****祝贺****喜结良缘、百年好合”。送礼的人不能重复，后面的祝福语也不能重复。后者只是一个智慧问题，前者则是一个根本性的门户问题。只有那些门户很大，姊妹众多或者“铁哥们”较多且经济状况都不错的情况下才会有很多人来送拱门。所以，能获得这项面子的并不仅仅依靠主人家自己的经济实力，更多的是要依靠主家的家庭力量以及社会交往。在这个意义上，大门大户与小门小户是一目了然的。办酒因而也成了一种全方位的面子竞争。

除了这种仪式化的竞争之外，日常化的面子彰显也是无处不在。在这方面，以前比的是生活水准，现在因为生活条件的大幅上扬，90%以上的家庭都盖了楼房，家用电器也是一应俱全，已经没什么可比性了，现在能比的就是谁活得潇洒。一方面就是女性的衣服、头发样式是否能频频跟上潮流。现在很多妇女买衣服都倾向于到20公里以外的县城，去挑选一些最新的款式。曾经一度，这些时尚的妇女以不做饭为荣，都是让饭馆送外卖，现在则因为担心地沟油而有所收敛，不过他们很快找到了另外的替代方式。在我们家乡，活得潇洒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可以天天或者经常性地出入“茶馆”（麻将馆），这些人也被称为“有福之人”。更为重要的是，当地的茶馆是分等级的。最差一等基本上是老年茶馆，主要是打2元一局，打一天的输赢最多在百元之间。中间一等是打5—10元的茶馆，输赢最多在千元左右，这一类的茶馆也是最为普遍的。最高档的茶馆是常打10—20—30元或者20—40—60元的麻将，后者的输赢可达万元左右。除了老年茶馆以外，这些茶馆都可以提供无息借贷，以及供应免费的一日三餐和饮料，并且是一人打牌全家都可以去吃饭。每个茶馆都请有专门的厨师，饭菜的档次都是过年的标准，甚至其质量还会极大地影响茶馆的客流量。除此之外，那些住得稍微偏远的茶馆老板还会请摩的包接包送。哪个老主顾的电话要是停机打不通了老板也会主动去交10元话费以方便联系。这些服务极大地解放了那些妇女，家庭作为一个生活性的功能单位几乎濒临瓦解，很多小孩放学回家也都是在茶馆吃饭。而对于打牌的人而言，进出哪个茶馆，打多大的牌也几乎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尤其是那些打20—40—60元麻将的人，因为每天的输赢都是惊人的数目，所以常常成为众人关注、谈论的对象。无一例外，这些人也都是讲排场之人，他们抽烟的档次至少要是32元一包的钻石芙蓉王，能经常上县城唱歌吃宵夜。正因为有着高档消费的连锁反应，打大牌之人常常面临巨大的经济亏空，这些亏空也大都是找茶馆老板借贷而来。可以说，凡是带有投机取向而不是消遣倾向的人，都会找老板借钱，老板也会根据每个人的经济能力予以拆借。当然，这些老板催债的时候也是刻薄至极，从2007年至今，我们乡已经发生三起因为还不起赌债而自杀的案例。最近的一起死者是一位48岁的女性，常年在茶馆打牌，输掉了20多万，去年新欠了茶馆1万多元，借钱无门被迫喝药自杀。后来，死者的家属要把尸体抬到乡政府理论，为了避免事端，乡政府给予了几千元的安葬费，并且给其丈夫一个低保名额。茶馆也因此被禁了一个星期，有好事之人说这是“打牌之人在给死者下半旗致哀”。对此，家乡的人似乎并没有太多价值评判，只是轻飘飘地一句“这人命就这么长，怪不了别人”。而正是因为感叹生命的短暂，所以更要及时行乐。

春节期间，所到之处人们谈论的大都是谁谁家有钱，谁谁开的什么车回来的，似乎人们都在追求一种很浮华的生活，关心的都是整个消费体系，却没有人追问其得以支撑的资源体系。事实上，为了满足这“行为排场、生活潇洒”的面子需求，很多荒诞的故事正在不断上演。

大多数女性作为不事生产的消费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为了在同行面前有炫耀的本钱，不得不以身体为媒介，通过多重渠道来获取资源。如果可以用统计数据来表示，当地的不稳定家庭绝对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

在女性可以毫无顾忌地自由流动的时候，男性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一个男人必须要让自己的老婆讲得起排场，生活得有面子，否则，背叛是迟早的事情。此外，在如此一个面子竞争激烈的地方，作为一家之主，男人还得维系自己家庭的面子，如前面所说的在办酒席的时候要能够讲排场等等。也就是说，一个男人必须要有经济资源，其次才能获得社会资源和女性资源。在这样的逻辑下，有能力的男人占有多名女性资源（有夫之妇）似乎就成了一件特有面子的事情，在一个屋檐下同时住着大老婆二老婆，是颇有面子的事情。其次就是那些能维系住家庭，保证不离婚的，甚至自己还能去县城潇洒一下的。最次的就是那些被老婆要求离婚的男人。

如此，整个社会似乎陷入了一种极端无序的状态。虽然是原子化地区，但相互之间并不再是平等的存在，因为竞争的区分度已经越来越明显，扁平化的社会结构已经不复存在，整个社会结构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洗牌，其将建构出的将是一幅赤裸裸的等级秩序（办酒的时候，村干部和混混家的人情最多，很多人去随礼都是为了寻求庇护）。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资源较量的动态过程。正因为如此，在这浮华的生活背后，是很多人艰苦地守卫与攀升。面对靠经济实力构筑的日益庞大的面子支撑体系，离开与不归已然成了很多人不得已的选择，虽然春节是个大团圆的日子，但是节后离开的与节前不归的人却越来越多。回家，伤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