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从宪法的表面矛盾看资产阶级的流氓天性
（一）
在当今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中，对某些政治哲学原则的尊崇似乎是无条件的和不言而喻的，比如：主张消极权力，反对积极权力；主张消极自由，反对积极自由；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干预；主张小政府，反对大政府；主张自发，反对设计，等等。但是在对美国宪法的分析中，我们却发现联邦政府一面被加强权力，一面却又被限制权力。积极与消极。两种看似极其对立的倾向竟完全融合于一部宪法，这一矛盾该如何解释呢？
其实，积极与消极、强大与弱小、干预与自由放任等首先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或逻辑，概念不等于事实。资产阶级并不是为概念而生存的，资产阶级唯一的生存原则就是赚取利润（即利益），只有利润原则才是至高无上的，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原则。其他的原则都是为赚取利润这一绝对原则服务的，只是一些次要原则，一些相对原则，一些一定条件内的绝对原则。资产阶级不会无条件地拥护任何一种抽象原则，除了利润。在此种条件下，某类理论最适于赚取利润，他就会将其奉为绝对真理；在彼种条件下，他又会将另一种理论视作至高无上的，尽管这种原则可能在表面上与前者截然对立。比如，美国宪法表面上显示出来的两种对立性质权力共存的矛盾，其实质就是只让少数资产者拥有积极权力，而多数无产者则只有消极权力。[1][166]
从形式逻辑角度看似矛盾的概念或事务，在生活中未必如此。
当世界工厂的地位还没确立时，英国带头施行重商主义——极端的贸易保护政策（即干预、设计、大政府等）。当这一地位确立后，他又提倡最极端的自由贸易（即放任、自发、小政府等）。当资产阶级独占着议会时，他强调国家的权威；当工人阶级争得选举权后，他开始越来越反对国家的迫害了。在美国建国初期，资产阶级极力主张建立大政府；新政时期以后，资产阶级又向往小政府，因为这时大政府已成为对其有所约束的福利国家了。
这一强一弱、一大一小，都是为了资本的利益。
在十九世纪，美国资产阶级支持国际贸易间的干预——贸易保护，反对国内的干预——妨碍契约自由。或者说，他不喜欢国际间的自由放任，却喜欢国内的自由放任。即他同时既要干预（国际），又要放任（国内），或者说他既不要干预（国内），也不要放任（国际）。
当工人罢工时，如果法院发出罢工禁令，资产阶级就会欢迎这种干预，这种积极的权力。而如果政府通过劳工立法对工人加以保护，他就希望权力是消极的，就反对干预了。（130）
对于劳工立法，资产阶级也不是一概反对的。同在工人的强大压力下于1935年通过的全国劳工关系法（瓦格纳法）相比，他们更喜欢1947年通过的劳资关系法（塔夫脱—哈特莱法），因为这一法案对工会作了诸多限制并重新授予总统发布罢工禁令的权力。
自里根以来的美国各界政府，对富人削减税收，对人民削减福利，这是典型的自由放任政策。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大搞赤字政策，政府与大公司——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合作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这又是典型的干预政策。一方面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另一方面是凯恩斯。这些看似对立的做法的统一性在于：增加资本的利润。
至于2008年九月金融海啸袭来后，各行各业的资本家更是立即置叫嚷了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于不顾，为乞求政府“救助”展开了竞赛。
（二）
资本家主张消极的自由，反对国家干涉私人领域。但是从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末期，他们却利用国家权力，将农民从其祖祖辈辈世代相依的土地上赶走。这时候农民的消极自由和私人领域并没有得到他们的尊重。至于在其私人领域——工厂内（实际上是公共领域），资本家所实践的更是没有消极自由，只有积极自由[1][167]：任意解雇工人，任意雇用童工，任意让工人加班，总之，无非是一个工厂内的专制君主。
工人阶级与其他劳动平民获得选举权，主要是19世纪后期的事情。在此之前，资产阶级不仅垄断了财产，还垄断了国家权力，工人与其他劳动大众被排除在外，任由他们施暴。在长达数个世纪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持续通过国家暴力，强行将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压至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伴随着工人反抗的增强和工人运动的兴起，资产阶级不得不放弃政治垄断，逐步给与工人选举权。丧失权力垄断的资产阶级，转而开始标榜契约自由，声称国家无权干预劳资契约，以图阻止工人状况的改善。[1][168]
先当抢劫犯，再当守夜人。这就是资产者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
以赛亚·伯林的思想，被资本家的辩护士们广泛引用。但伯林却认为：“资本家不受限制的自由会损害工人的自由，工厂主或父母无限制的自由会让小孩子沦为煤矿雇用者。弱者一定要保卫自己不受强者的侵犯。”[1][169]伯林这方面的思想是其在中国的所谓的自由主义的信徒们从来不愿提及的。[1][170]
甚至像资本主义最忠诚的辩护士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这样的“自由至上”的偏执狂，也不会处处固守他的“自由秩序的原理”的。工会，纯粹是一个自发产生的事物，决非设计的结果，是工人阶级经过上百年的（如果不是几百年的话）斗争才组织起来的。它不仅没曾得到过政府的扶植，而是一直遭受政府的迫害。但对这样一个自发形成的事物，哈耶克却恨之入骨，自由的“原理”在此也就不适用了。
追求私利是包括哈耶克在内的一切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石。但是当工人阶级通过工人政党或工会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时，哈耶克又指责他们这是一种不顾“普遍利益”[1][171]的“群体性自私”[1][172]的行为了。哈耶克及玛格丽特·撒切尔有时也会扮演工人权益捍卫者的角色，比如在镇压英国的工会的同时，却支持波兰团结工会。
众所周知，哈耶克是汉密尔顿反民主思想的继承者，但与汉密尔顿不同，哈耶克拥护的是“自发的扩展秩序”，反对一切人为的有意识的“设计”。汉密尔顿所提倡的“政府管理”，“干预和帮助”，“改变自然过程”等等，按哈耶克的逻辑来说，简直就是“通往奴役之路”。不过事实胜于雄辩，哈耶克所推崇的资本主义“自由”或“自发”文明的典型——美国，恰恰是汉密尔顿们“设计”的结果，而非“自发”的结果。美国历史上确实曾有过“设计”与“自发”的道路之争，但主张自由贸易的“自发派”不是资本家而是奴隶主，而资本家则是力倡贸易保护的“设计派”。为此两派之间还进行了一场内战，“设计派”的获胜导致了日后美国资本主义的繁荣。
哈耶克断言，纳粹制度作为一种“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1][173]之所以在德国得势，是李斯特和俾斯麦提倡贸易保护——国家干预——的必然结果，而英美之所以与德国不同，则是一直坚持自由放任、拒绝国家干预的缘故。如前所述，李斯特的思想来源于汉密尔顿，而汉密尔顿又深受英国重商主义的影响，果真如哈耶克所言，美英早就应该先德国而成为法西斯国家了。
对上述矛盾，哈耶克并非一无所知，而是有意而为之，因为要为资本主义设计一个完整自洽无懈可击的辩护体系，要能自圆其说，就只能对事实进行挑拣与删改。对于历史事实，哈耶克其实是一清二楚的，有一次他竟然（不慎？）公开认可这样的观点：汉密尔顿的国家干预政策以及自由放任只是一个“虚构的神话”。[1][174]
再回到美国宪法。制宪者对“多数人的暴政”恨之入骨，但是表面上仍旧要打“我们美国人民”的幌子。毕竟不能过于公开与人民为敌，尤其是当还需要利用人民去替他们火中取栗的时候。从英国革命到法国的系列革命，从团结工会到橙色革命，资产阶级对此已是轻车熟路。
不过，对“多数人的暴政”，资产者也并非一概反对。众所周知，托克维尔最反对“多数人的暴政”，但当他处于多数派的时候，对少数派却毫不留情。1848年法国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单靠自己还不能成为整个社会的多数，其成为社会多数，或者说其能够赢得资产阶级之外的其他社会集团的支持，还只是一个历史远景。资产阶级，依靠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支持而稳居多数，对处于少数地位的无产阶级进行了屠杀。作为多数派的托克维尔，认为对付胆敢造反的无产者，就应该“像狗一样击毙”[1][175]。前面提到南北战争前的麦迪逊也是如此。规则，只是用来约束别人的。
控诉“多数人的暴政”时，“自由主义”者们最愿列举的证据就是纳粹的暴行。纳粹的“多数”具体是哪些人呢？不正是以资本家、地主、军阀、政客为首的带领小资产者去欺压工人的大杂烩吗？这桩暴行的罪魁祸首不正是资产阶级吗？[1][176]如今他们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反倒以此来教训别人。
要探明真谛，就必须得从积极与消极、强大与弱小、干预与自由放任等抽象辩论中跳出来（这种对辩论实质的模糊只对资产阶级有利），这些抽象的概念或原则可以说是都不存在的，应当回到汉密尔顿与麦迪逊（一定情况下）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那里。世界上没有概念或原则之间的冲突，只有具体的人的具体的物质利益之间的冲突。该干预时就干预，该放任时就放任，该自由时就自由，该屠杀时就屠杀，希特勒的御用法学家和政治学及卡尔·施米特对此直言不讳，难怪哈耶克对他顶礼膜拜。[1][177]
“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列宁语）。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利润原则表现为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矛盾）的原则。这些对立（矛盾）能够统一的原因就在于它们都围绕着利润来运动。或者说这些对立（矛盾）能够相互转化的原因，只在于它们都是利润原则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所有这些不同的抽象的概念或原则，都被资产阶级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解释，用来掩盖其剥削、损害他人的行径，混淆受害者的视线，以便于其在社会冲突中占具道德上的优势。这些原则有时一再被极力强调，以至于能让人相信，资产者似乎就是为了这些原则而生存的，而不是为了利润。
再比如，资产者爱标榜自己对新教的虔诚。不过，只有在新教教义能够促进资本积累的时候资产者才是虔诚的。每周做礼拜是基督徒的义务，一到星期日，资产者新教徒就携家带口去教堂做礼拜。若是工人基督徒也去履行义务，就会被资产者视作游手好闲而遭禁止。十九世纪中期之前，长达几百年的时间，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工人，大都被剥夺了每周休息日的权利，每周工作时间八九十个钟头稀松平常。多么虔诚啊！
资产阶级熟练地交替甚至同时使用着对立的原则，总是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就没有理亏心虚的时候。无商不奸，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的顶峰，资产阶级也将“奸”发挥到了极致。
（三）
鲁迅曰：“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1][178]比如，“见贪人就利诱，见孤愤的就装同情，见倒霉的则装慷慨，但见慷慨的却又会装悲苦”[1][179]；“要人帮助的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1][180]
如前所述，资产阶级在不同甚至对立的原则之间轻松地“翻着筋斗”[1][181]。以之对照鲁迅的标准，只能认定资产阶级是不折不扣的流氓。流氓性是资产阶级总体本性结构中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资本家要更胜流氓一筹：“‘吃白相饭’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为他还直直落落的告诉人们说，‘吃白相饭的！’”[1][182]资本家及其文痞们就没有这样“直直落落”了，他们自美为“自由主义者”。全职流氓比不过兼职流氓。
“转型”中的中国，权力、资本、劳动三方并立，资产阶级的流氓本性因之大放异彩。也正因此，汉密尔顿哈耶克们才在中国红得发紫。资本与权力的关系，联盟为主，矛盾为辅，只是资本矫情得很：“与‘官家’人前分着，人后搂着”[1][183]。两口子闹别扭的时候，资本就去忽悠劳动，声称同属“民间”。名为“大社会小政府”，实为“大资本小政府”[1][184]。劳动若不逆来顺受，资本就不再“民间”了，转而呼求“官家”严惩“暴民”。忽而倡导民主主义，忽而警惕“民粹主义”；忽而为民请命，忽而反对“多数人的暴政”；“‘新启蒙’与‘新保守’暗中勾结”[1][185]，“躲避崇高”与崇拜“牺牲”明着携手。而“柿油党”文痞们，翻着筋斗，如鱼得水，“或一头扎当权者怀里，或歪坐在资本家腿上，或一人一夜、被俩主儿轮包。”[1][186]
七、体制与“人”：资产阶级驯服民主的两种途径
（一）
随着宪法的通过，富人绅士们获得了对人民的胜利。当“多数”与“少数”之间的激烈冲突再次在美国爆发时，对立双方已变成了北方的工业资产阶级与南方的种植园奴隶主。这时整天高喊着反对多数人的暴政、维护少数人的自由的是南方奴隶主的代言人约翰·卡尔霍恩。面对此情，晚年的麦迪逊并没有继续死守其维护少数人的自由的教条，而是坚决反对卡尔霍恩。[1][187]最终处于多数的北方通过一场内战强迫南方屈从于自己。[1][188]
南北战争后，美国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这不可避免地同时使工人阶级成长壮大起来。麦迪逊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一个除了双手没有任何财产的雇佣劳动者阶级逐渐成为社会中具有共同利益的多数。当时各级立法机关迫于工人阶级这一多数的压力制定了许多法律，以改善其极端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状况。这时制宪代表们的杰作开始发挥作用了，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最高法院。长达数十年的时间，最高法院对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1][189]做出歪曲性解释，称公司属于受该法案保护的“人”的范围，非经正当程序，立法机关不得干预或剥夺公司（人）和工人之间的“契约自由”。有关组织工会、禁止童工、禁止实物工资、最高工时、最低工资、工伤赔偿、工业安全与卫生等一系列被今天现代西方社会看来是理所当然的立法，都不止一次地被最高法院以妨碍契约自由为借口推翻。无财产则无自由，一个一无所有的阶级，怎么能够与一个垄断了一切财产的阶级自由地订立契约呢？法院一方面不许立法机关介入劳资纠纷，另一方面自己却进行干预，经常发布禁令以禁止工人罢工，尽管宪法并没有规定工人没有罢工的权利或自由。最高法院成了资本家肆无忌惮地压榨工人的保护伞，被资本家赞颂为“美元的守护者，私有财产的保护神，捣乱者的敌人，公民的最后希望”。[1][190]
最高法院长期坚持极端歧视工人、偏袒资本家的立场。1933年罗斯福新政开始后，其主要立法几乎全部被最高法院否决，新政进入了死胡同，最高法院对全美国实行专政。1936年，美国工人掀起了“静坐罢工”（工人罢工并同时占领工厂）浪潮，到1937年春呈席卷全国之势。直到此时，看到再不让步将会激起革命，最高法院才不得不有所收敛。自1937年3月起，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宣称受宪法保护的自由并不包括所谓的“契约自由”，使诸多劳工立法得以通过。最高法院态度转变的原因通常被归功于罗斯福的填塞法院计划，其实不然。[1][191]
简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是为了让读者们对美国宪法的反民主的本性与功能获得一个较直观的认识。
（二）
当然，任何防御工事设计得再巧妙，最终也有被突破的可能；最高法院再顽固，在静坐罢工浪潮面前也得低头。美国政局或者说美国资产阶级的统治相对长期稳定的原因，固然有宪政体制的作用，但也不能过高估计，根本原因还在于社会阶级力量之间的对比与紧张。统治阶级之间一旦分裂，宪政体制也无法挽救，比如南北战争；1937年最高法院革命，则在于无产阶级攻势猛烈，统治阶级不得不让步。
至于英国的稳定，其政体所起的作用也一样有限。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资产阶级拥有他国资产阶级所不具备的特性或优势。如前所述，革命前后英国资产阶级用了数个世纪的时间消灭了农民。在解决了农民后，他们得以比较从容地对付新兴的无产阶级。同时，长期的霸权地位与有利的国际条件，使英国不会因国际环境的恶化引起国内矛盾的激化。所谓“渐进”、“妥协”等富有弹性的保守主义因此而形成。[1][192]政治经验与传统与其说是因，不如说是果。
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就没有这样幸运了。近年来“柿油党”们极力抬高英美革命贬低法国革命，称后者过于激进，不懂得“妥协”“保守”，云云。其实，法国资产阶级并不比英美资产阶级更蠢笨或更浪漫，只是法国革命面临的国内国际条件要比英美恶劣得多，以至于无法做到那样“妥协”“保守”。汉密尔顿
以孟德斯鸠为师，难道孟德斯鸠的同胞反倒不明其理了？大革命期间的第一部宪法1791年宪法，何曾不巧妙设计？何曾不意味着各方的“妥协”？一面高喊“人人生而平等”，一面将立宪将公民做“积极”与“消极”之分，“金钱贵族”与“门第贵族”（马拉语）何曾不想联手压制无套裤汉？况且革命不久，路易十六事实上就已经成为革命的俘虏，不像当年英国革命那样为此还得需要打上好几年内战。但是1792年，即新宪法制定的次年，欧洲联军的入侵令还未稳固的“妥协”散了架。[1][193]抵抗强敌就需要进行全民动员，资产阶级一面动员群众，一面却袒护里通外敌的王室与贵族，同时还不忘趁机发战争财。已被革命动员起来的民众不甘于逆来顺受，就先砍掉
由此可见，政体的作用固然不容小觑，但也不可肆意夸大。社会阶级力量之间的对比与紧张，绝非议会立宪政体能永久约束。美英资产阶级的好运总有到头的那一天，届时“弹性的保守主义”、分立与制衡等，都将如秋风落叶。
（三）
现代议会民主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搏斗的阵地。前者要利用这个阵地来挑战和终结后者的统治。后者则要阻止这种可能，或者说让前者丧失实现这种可能的能力。简单地说，社会政治斗争的走向，取决于两方面的合力，一个是体制，一个是体制里面的“人”。因此要驯服民主，一方面得靠制度设计——如美国宪法；另一方面，得让“人”、即无产阶级“多数”涣散无力，无法利用体制，更不用提突破和超越。“多数”本来就先天不足，数千年来积累继承下来的基本上是贫穷、愚昧、分裂等等。无产阶级只有摆脱这一切，获得独立意志和独立组织，并克服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才能将社会存在方式意义上的多数变为政治斗争实践中的多数。资产阶级、尤其是欧洲资产阶级，自十九世纪开始，其驯服民主的目标，就是要阻止这个多数变成现实，或者将这个多数重新赶回少数。这一目标只能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少数”与“多数”的具体斗争才能完成。
如前所述，财产权或私有制与民主制的矛盾由来已久，在反对君主专制时，资产阶级只是要求用少数有产者的权力来代替君主一人的权力，并不要求人民主权。只是迫于工人阶级的压力，资产阶级才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逐步给予工人阶级选举权。[1][200]在做出这一决定后，资产阶级对民主制的实验一直心怀不安。这决非杞人忧天，工人政党利用合法性和普选权很快就壮大起来，向资本的统治发起了挑战。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资本主义世界陷入长期危机当中，尤其是欧洲资本主义，根本就无法再继续承受民主制与工人运动这样的负担。于是资产阶级便企图用法西斯主义代替议会民主制，同时摧毁整个古典工人运动。此时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欧洲古典社会民主党（以及后来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化的共产党）却已逐渐沦为工运官僚，在议会政治实践中陷入了唯议会主义或单纯议会道路的战略陷阱。[1][201]他们只知退让，不知自卫，更不用提反击；只知议会斗争，不知与议会外斗争相结合；只知议会多数，不知议会外多数，不知议会多数与议会外多数需要互相促进；只知固守议会陈规陋习，不知应该对民主进行以下创新：从单纯政治民主扩展为包括经济民主在内的全面民主，由间接民主向直接民主深化，用工人代表委员会民主代替议会民主。结果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社会民主党与已斯大林主义官僚化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工人运动在欧洲大陆全军覆没，被法西斯逐一摧毁。经此打击后，工人运动的激进性质在二战以后逐渐淡化，其利用民主制挑战资本主义的意志与能力丧失殆尽，古典工人运动遭到了历史性失败。直到此时，在对资本主义的威胁被解除后，民主制才在各国长期盛行起来。可以说，只有先有法西斯的肆虐与古典工人运动的历史性失败，才有民主制的盛行。[1][202]
民主为何从资本的对立面变得与资本长期安然共处，亚里士多德的难题为何在当代得到解决，这常常令人疑惑不解：“即使今天，为什么代议制民主会在提供这些保护功能（即与资本主义安然共处——引者注）上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功，这一点也尚未明晰。”[1][203]对此，只有将其放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并综合体制与“人”的因素进行考察，才能真正理解。
在此还要提醒大家注意，当无产者“多数”克服种种外部阻挠和内部分裂，掌握了主要权力部门并捍卫自己利益的时候，或者即将如此的时候，资产者“少数”的选择，决不会是继续遵循所谓的“宪政”游戏规则，而是会用少数人的暴政来对付多数人的“暴政”，即选择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墨索里尼与希特勒，萨拉查、多尔富斯与佛朗哥，苏哈托与皮诺切特。
1973年在智利靠政变[1][204]与屠杀工人学生上台的奥古斯特·皮诺切特，并非仅仅是一介武夫，乃是“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开山鼻祖！政变后不久，皮诺切特就用机关枪逼着智利工人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哈耶克与弗里德曼为之呐喊叫好，撒切尔与里根随后师从效仿，“新自由主义”于是席卷全球。皮诺切特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还深谙汉密尔顿麦迪逊思想的精华，知道政变与改革的成果，必须得用宪法来巩固：资产阶级的利益，危急时刻靠屠刀，日常还得靠宪政。1980年皮诺切特制定了一部新宪法，将分权制衡原则发挥到了极致，比美国宪法更接近汉密尔顿及其传人哈耶克[1][205]等辈所推崇的理想模式。智利人民若想在这一宪法框架内改善自己的状况，难。皮诺切特在经济、政治、法学诸领域对资产阶级居功至伟，资产阶级心里明白，嘴上不说。
融宪政、屠杀、“新自由主义”于一体的皮诺切特模式，就是美国宪政思想在20世纪最重大的发展与创新。
2003年3月初稿
2004年7月修改
附言：
本文初稿完成于2003年，2004年稍加补充。当时以为有发表的机会，结果落空。等待期间，又动了补充修改的念头，但直到2006年才着手。可改了半天后电脑竟然格式化了，遭此打击，一时无心重来。直到2009年春才又下决心。2009年5月完工后，又对在公开刊物发表产生了些许幻想，结果拖到深冬一场空。其间有家刊物答应我压缩后发表，我赶紧提出压缩方案，该刊却再无音讯了。聊以自慰的是，拖也有拖的好处，现在又添了些新内容，主要集中于对美英法三国革命的比较、资产阶级流氓本性的分析、皮诺切特宪政模式等部分。对写作过程能回忆起来的主要如上。还有一处值得显摆的地方，我一直断定哈耶克支持希特勒——哈耶克最推崇的丘吉尔都这样了，哈耶克还会例外吗——可是一直找不到证据。最近发现了哈耶克推崇希特勒的红人施米特的材料，就添到文章里面了。看来在这一点上我的判断力还是值得肯定的。希望不久也能发现哈耶克直接赞颂希特勒的证据，英德开战以前，有这样的言论该不稀奇。哈耶克们与墨索里尼萨拉查皮诺切特为友，又怎能不喜欢希特勒呢？这几年为哈耶克们浪费了太多时间，唠叨这几句算出口恶气吧。
最终本文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冬季卷》。
本文所引用的与美国宪法直接相关的材料中，2004年以后出版的并不多。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近年来看到的一些新材料，并不足以使我发现有对初稿做出较大修正的必要。另外，立新重于破旧，对真民主的探索比对假民主的批判有意义得多，2004年以后，我的精力主要花在这上面了（对此可参阅拙文《苏维埃还是立宪会议？——论十月革命新政权的合法性和民主性》、《论俄国革命——从兴起、蜕化到垮台》、《唯议会主义的悖论——社会民主党的自我毁灭》等）。这影响了我对新材料的搜集，也影响了文章的修改速度。
另外，文章发表时，曾删掉个别段落，现予以补齐。
本文写作期间，曾多次
本文初稿曾刊发于《香港传真》2003年第38期，在此
中央编译局图书馆的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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